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列舉的“十七條困難”

中國新聞來源:共産黨員網 2016年06月12日 16:2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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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領導幹部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在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是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戰略大師。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結論”中，面對抗戰即將“勝利”的大好形勢，卻一口氣列舉了我們可能遭遇的“十七條困難”，並據此提出我們的應對之策，就是成功運用底線思維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七大召開時，中國共産黨的面貌已發生重大變化。經過延安整風，全黨在思想上、行動上實現了偉大的覺醒，實現了新的團結和統一；已成為一個經驗豐富並擁有121萬黨員的強大政黨，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到91萬，民兵220萬，解放區的人口達到9550萬，並得到全國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蘇聯的援助。總之，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共産黨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強大過，革命根據地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多的人口和這樣大的軍隊，中國共産黨在日本和國民黨區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蘇聯和各國人民的革命力量現在也是最大的。在這些條件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應當説是完全可能的。”

　　國際國內形勢一片“光明”美好，“勝利”的桅桿似已躍出地平線。但是，就在人們準備大聲歡呼、慶祝“勝利”之際，5月31日，毛澤東在其作的七大“結論”中，在闡述“國內形勢”時，卻出人意料地表示贊成有人提出的戰後“中國可能變成美國半殖民地”的提法，強調要“準備吃虧”，在看到“光明”的同時“更要準備困難”。他還一口氣列舉了可能出現的“十七條困難”：

　　第一條，“外國大罵”。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現在都罵共産黨，“將來我們發展越大，他們會罵得越有勁”。第二條，“國內大罵”。是大罵，不是小罵，罵我們“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殺人放火，共産共妻，毫無人性，等等”。第三條，“準備被他們佔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將來我們的軍隊有可能發展到150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剩100萬；被他“搞掉一半”還剩75萬。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偽軍“搖身一變，挂起蔣介石的旗子，歡迎蔣介石，歡迎閻錫山，使我們很不好辦。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們馬上就佔了，我們來不及”。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斯科比是當時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揮英軍並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就是説，有外國力量干涉中國內政，幫助蔣介石打我們。第八條，“不承認波蘭”，即我們黨的地位“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面夾攻，到處打槍，有些黨員就向後轉開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我們準備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即“日軍退出華南、華中，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並“提出和平妥協的條件，跟英、美講和”，擠壓我們黨和八路軍。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黨內“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滿意等等”。第十六條，“國際無産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舉這些困難的時候，毛澤東還批評“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説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幹部來説，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他説：“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面對“光明”已現、“勝利”將至的大好前景，毛澤東為什麼迎頭潑了一瓢涼水，一口氣講了“十七條困難”，反復強調要“準備吃虧”呢？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並非無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態，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根據。

　　從歷史上看，我們黨多次發生過因“勝利”而“驕傲”，因“驕傲”而“吃虧”的錯誤，留下了慘痛教訓。為了準備黨的七大，1943年至1944年間，全黨高級幹部認真討論了黨的歷史問題。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5月20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對於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中，毛澤東對黨在這方面的教訓進行過系統回顧和分析，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他具體羅列了四次教訓：“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著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他為此在演講中要求：“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要放下“高傲自大”的“包袱”，“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此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印發全黨學習。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澤東又寫道：“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説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請求“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

　　從黨的現實處境看，雖然黨及其領導的隊伍前所未有地發展，但是中國革命畢竟還沒有勝利，我們有軍隊90多萬，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只能打麻雀戰；我們的根據地有9000多萬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塊，也是被分割的；我們的敵人還很強大，有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國民黨，這兩個敵人雖然不是一個類型，但“一個守著我們的前門，一個守著後門”，相較于敵人而言，我們的“力量很小，前面還有困難”，我們的處境還很嚴酷。所有這些，也都要求我們既“要英勇奮鬥”，“又要謙虛謹慎”，不要重犯歷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裏也躁了”的錯誤。

　　在講了十七條困難後，毛澤東緊接著就講了保證“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八個方面的“光明面”，包括：第一，“暫時吃虧，最終勝利”；第二，“此處失敗，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第五，“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自己動手，發展生産”；第六，“克服天災，太行有經驗，共産黨會捉蝗蟲”；第七，“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獲得鍛鍊，來一次大糾紛，就是一次大鍛鍊”；第八，“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難”和“光明”都估計充足的基礎上，中共七大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制定了一整套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為黨領導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作最壞的準備，歸根結底是為了謀得最好的前途和結果。

　　毛澤東在七大上設想的“十七條困難”，在抗戰勝利後不久，有的果然遭遇了，有的部分發生了，甚至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也出現了。比如，七大閉幕後不到兩年，中央所在地延安就被國民黨軍隊佔領，這是七大召開時誰也不會預料到的。但是，正因為有了應對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我們主動放棄延安又重新奪回了延安，毛澤東原來設想“爭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最終只用三年就做到了。

　　在毛澤東看來，凡事從最困難、最壞處準備，努力去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一個思維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都是要始終堅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問題時，毛澤東説：“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説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又提出要準備發生預料不到的事情，他説：1956年國際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們就沒有料到，國內也有一些事沒有料到。以後究竟有什麼事是預料不到的？國內國際上有些什麼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戰，瘋子要打，原子彈把我們一套通通打爛，那也沒有辦法，蘇聯還會發生什麼問題？他再次談到了過去講過的“十七條困難”，説：我記得七大的時候，羅列了十七條，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還有一條所有縣城都喪失，我們只有鄉村。他要求各省、各部黨組就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險談一談，列出一個單子來，不是十七條，十六條也可以。他説：如果我們沒有準備，那個事情來了，我們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西藏少數頭人可能叛變，上層人物的心在印度、英美，對我們是敷衍的，這就可以列一條。

　　但遺憾的是，隨著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上逐漸發生“左”的偏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和對“最壞的可能”估計嚴重不足，驕傲了，輕敵了，我們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又犯了錯誤，吃了大虧，留下了嚴重教訓。這是今天仍然需要我們反思和“引以為戒”的。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毛澤東關於“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的思維方法及列舉的“十七條困難”，為我們提供了堅持和善用底線思維謀事創業的範例。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全面深化改革任務艱巨。在深入貫徹“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紮實推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征程上，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凡事從最壞處入手，設想各種可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妥善解決我們事業發展中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各種問題。“我們的事業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經歷世所罕見的艱難而不斷取得成功。”一切困難都擋不住中國人民闊步前進的步伐。71年前，毛澤東在七大上闡述中國前途時講過一段話，本文結束時引借於此，我認為仍然是適用的：“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迴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