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劉宇一的油畫《借火》，以毛澤東向老農借火點煙的平常情節，宣示出重大寓意。那就是：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眾親密無間，才贏得億萬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1938年，英國記者貝特蘭與八路軍120師副師長蕭克合影。
1944年9月，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晉綏革命根據地採訪。
身穿紅軍軍服的史沫特萊和“紅小鬼”在一起。
1936年8月至9月，埃德加·斯諾在紅軍前線採訪。
習主席反復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95年來，中國共産黨正是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絡，才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被外國人士譽為“東方奇跡”。
回顧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為什麼其他政黨無法完成的近代中國國家構建的歷史任務，最終卻由中國共産黨人實現？歸根結底，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産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與人民群眾形成了密切的魚水關係和血肉聯絡，因而得以穿越歷史的艱難行程，走向復興，走向輝煌。這其中有太多太多的事例，不但感動了人民群眾這個“上帝”，同時也贏得了那些曾親歷中國激蕩歲月的外國人士的由衷敬佩。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今，堅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循著群眾路線的指引，我們黨定能擁有攻堅克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無窮動力！
——編者
1“共産黨並不曾使用什麼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
“共産黨並不曾使用什麼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中這樣寫道。
通過近距離觀察中國，白修德和賈安娜發現了“一個奇跡”：面對日軍的殘暴、面對國民黨的封鎖，中國共産黨“從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鏈環，以一個弧形的姿態，從東北一直連到了長江流域”。之所以能夠出現這一奇跡，是因為中國共産黨“深入到每個村鎮的下層黑暗中去，用他們的意志，用他們的口號從那裏喚起了國民黨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人民”。
在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中就曾記錄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共産黨的影響遠遠超出所在的地區，許多不識字的農民常常把毛澤東和朱德看作一個人：“朱毛”。一次，四川的農民們把槍放在一個美國人面前，説：“我們已準備好那一天的到來。在朱毛的領導下日子就好過了。”斯特朗評論説：“在農民受不了地主、軍閥壓迫的地方，他們就滿懷希望地談論著‘朱毛’。”
白修德、賈安娜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産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裏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農民都把共産黨人看作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看作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無獨有偶，曾寫下《西行漫記》等著作的美國著名記者斯諾，也曾到陜北去尋找中國共産黨所以能夠取得勝利的答案。
“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裏，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係著斷了一隻腿的眼鏡；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最後，斯諾得出結論，“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這是“因為它的力量來自大多數人民”。
毛澤東與斯特朗談“紙老虎”的經過，進一步體現出中國共産黨人對反動派的藐視和革命的必勝信念是建立在維護人民利益、獲得人民擁護的基礎上。
1946年8月的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暉映照著生機勃勃的楊家嶺，毛澤東與斯特朗坐在一棵蘋果樹下的平坦土臺上，開始了愉快而隨和的交談。在談到“反動統治者”時，毛澤東説，“他們是紙老虎。看起來可怕，一場雨就完了。”
毛澤東身邊的翻譯開始把“紙老虎”這個詞譯成“稻草人”。毛澤東並不滿意，他説：紙老虎不是呆立在地裏的，它不是趕鳥而是嚇唬小孩子的，它的樣子像一頭兇猛的野獸，但實際上是紙糊的，一見水就軟了。
作了這番解釋之後，毛澤東在談話中繼續使用“紙老虎”這個詞，而且是用英語説的，説完就對自己的發音笑了起來。
“蔣介石也是紙老虎”，毛澤東笑著用英語繼續説。
作為記者的斯特朗十分敏銳，問道：“我是個記者。我是不是可以報道説，毛澤東説蔣介石是紙老虎？”
“不要只是那麼説，”毛澤東仍舊笑著回答，“如果蔣介石維護人民利益，那麼他就是鐵老虎。如果他背棄人民，發動反人民的戰爭，就像他現在做的那樣，那麼他就是紙老虎，就會被雨衝跑。”
多年後，斯特朗回憶起這次談話，仍激動不已：“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2“對中國人民的能力、毅力以及可以啟發的革命覺悟具有的一種永不動搖的信念”
貝特蘭，抗日戰爭初期訪問延安的英國記者，當全世界有不少人還對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抱有種種誤解時，貝特蘭通過實地採訪令其對我們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貝特蘭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在毛澤東全部戰事分析中，使我最感動的，是他對中國民眾，和中國革命前途的絕對信任。並且這種信任，在他自己的人格中，也可以見到。”
而斯特朗也發現：毛澤東相信中國人民，“這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對中國人民的能力、毅力以及可以啟發的革命覺悟具有的一種永不動搖的信念。”
曾隨八路軍、新四軍轉戰華中、華東等抗日前線的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也從朱德身上看到了共産黨人對人民群眾深沉的愛，“他的聲調、他的話語、他的姿態，都表現出他對人民的深沉的愛。他的話發自他的內心。聽眾上身前傾，眼睛緊盯著他的面孔，一個字也不願漏過。這種場面和整個氣氛，是不可能用語言描述的。”
朱德曾經為母親寫下這樣真摯動人的悼文：“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産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正是這種對人民深沉的愛，對人民的無比相信，才使得中國共産黨人能夠義無反顧地深入到群眾當中。
斯特朗曾自稱：“我不怕一天沒有東西吃，我倒是怕可能遇到虱子。”在斯特朗的筆下，記錄有“你們會長虱子的”這樣一句話。這句話是劉少奇向青年發表講話時説的，“現在就要下定決心，你們會長虱子的。你們要到農村去，不是去同地主、富農住在一起，而是要同雇農和佃農住在一起。你們對主人也不可自高自大，而是要去接近他們。所以，沒有辦法，你們會長虱子的。”
曾多次深入抗日前線和根據地的著名記者、作家愛潑斯坦在晉察冀邊區也看到：“邊區政府並沒有大批的官吏，和堂皇而複雜的行政機構。它僅有拼命賣力的軍政工作人員，經常在鄉間奔跑，教導民眾如何解決自身迫切的問題。”
而白修德、賈安娜則發現：中國共産黨的領袖從沒有重慶的高級官員們的奢華生活，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人員的薪水也很少。斯特朗在與一個我們的政府人員談及此事時，曾説：有一個美國人認為，你們不能責備國民黨官吏貪污，因為他們薪水太少，沒法不貪污。而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回答説：“那不是他們貪污的理由。國民黨官吏之所以一定要貪污，是因為誰要努力工作，而不肯盜竊人民財産，蔣介石就會把他當成共産黨抓起來！”説到這裡，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3 共産黨領導的軍隊“是有好紀律的，其他的軍隊，都是掠劫民眾的土匪”
“去訪問新四軍的人，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承認他們的做法贏得了老百姓的真心的支持。”愛潑斯坦這樣評論説，“每一個新四軍的戰士都被教育去理解抗日戰爭的目標以及從不忘卻他們是為人民在作戰。”
見過了太多軍閥兵痞作威作福、百姓唯恐躲閃不及的場景，愛潑斯坦在新四軍身上看到了一種新型軍民關係。對此，愛潑斯坦細緻入微地描述了如下場景：老百姓“只要平靜地過活，看到穿制服的人，不論是哪一種，對他們都是災禍。新四軍得費上好些時候去勸導人民，讓他們知道她的做法是不同的，她是來真正為他們作戰以及教導他們如何為自己作戰。她用行動，而不是語言，使他們相信這。當任何部隊到達一個鄉村的時候，他們一點不喧鬧，不拿軍器威脅，也不搜索食物、住所以及拉伕充勞役……老百姓有時候送些豬雞作為禮物給長官們，驚奇地發現了長官們卻謝絕這些禮物。相反的，新四軍卻買了許多食物請老百姓一起來吃，在吃的時候長官們又垂問兵士的行為有沒有使他們有任何的訴苦。這樣，老百姓便是主人，新四軍對他們負責並且是忠於職守的。”
在這種新型軍民關係中，“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引起了不少外國人士的注意。
史沫特萊曾親歷過一次軍民集會，還發現“任何地方，只要有共産黨人及其軍隊在，都能聽到的一首歌，有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那首歌。這些紀律條文配上了樂曲，配上了很動聽的樂曲。”史沫特萊十分感嘆，“當這些饑餓的士兵唱著歌，當他們列隊到鋪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覺去，他們的歌聲在我聽來有了比以往更豐富的含義。他們的歌聲像是弦樂隊在夜間演奏。”
傑克貝登，一個美國戰時通訊員，甚至還把新四軍的戰士所應該服從的原則和行為規範，翻譯成了英文。新四軍戰士應當服從的三大基本原則的第三條就是必須愛護人民並且尊重他們的利益，像他們自己的一樣；而十條行為規範則包括了借老百姓任何東西要歸還、和善説話不要大聲叫喊、買東西給應給的價格等軍隊與老百姓打交道具體應該注意的方面。傑克貝登以其親身經歷，確信新四軍是遵守這些規定的。
斯特朗則發現：新戰士上的第一課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戰士們也時刻以此為準繩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一個戰士實在太餓了，午夜從一個被丟棄的麵食攤撿了一個已經餿了的花卷，結果後面的戰士馬上喊道，“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個戰士立即把餿了的花卷放了回去。
這種新型的軍民關係不但贏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而且還受到外國人士讚譽。貝特蘭在採訪中曾遇到一個傳教士，這個傳教士“寧願他們（指八路軍）留在這裡，而不願其他的中國軍隊留在這裡。他們的軍隊是有好紀律的，其他的軍隊，都是掠劫民眾的土匪。”
4“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對於人民軍隊良好的內部關係，外國人士更多是在比較中深化認識的。
斯諾曾説：“在大多數軍閥部隊中，軍官們的生財之道就是通過虛報士兵的名額以多領軍餉，而在紅軍官兵中待遇平等，且薪餉微不足道。軍官們為了個人發財而貪污、私飽、舞弊的事是沒有的。”
而美國女新聞記者葛蘭恒于1947年3月8日在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文章，描述了一個國民黨俘虜兵要求加入共産黨軍隊的例子，“以韓洲田（譯音）為例。他是個20歲的步兵，原來在國民黨第七團第七連服役。他12月7日在淮北戰役中被俘。接著，在下一個月裏，他在共産黨一邊打了兩仗——蘭陵戰鬥和攻打嶧縣。韓是蘇北一個商人的兒子。據説，他是三年前在去國民黨統治區的途中，被抓去當了壯丁。從此，他沒有回過家。同其他與我談話的俘虜一樣，他認為國民黨軍官竭力掩蓋他們是在跟共産黨打內戰這個事實……他説他加入了共産黨軍隊，‘因為共産黨對人很好。’在對比兩軍士兵生活時，他明確表示，共産黨軍隊裏官兵平等，這使他感到又高興又驚訝。他説：‘國民黨軍隊吃得好些，可是那裏的長官有自己的食堂，而在這裡，大家吃的都一樣。打仗時，國民黨軍官通常要士兵走在前面，而這裡，打起仗來，軍官走在隊伍前頭。’”
傑克·貝登也對人民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的身先士卒印象深刻：一個標準的新四軍進攻開始後，“政治指導員拿出了他的口筒喊著‘跟我來’，隨後他用最快的速度衝向前去。兵士們也跟著他前進……”
卡爾遜，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美國駐華大使參讚。他雖然不是一位記者，但他的眼睛卻像記者一樣做著記錄：1937年抗戰開始後，作為美國海軍部的觀察員同中國軍隊在一起，成為“目睹共産黨的軍隊以及遊擊隊的戰線的第一個外國軍人”。他曾看到閻錫山的軍隊，“士兵缺少我曾與之一起行軍的那些人（指八路軍）的精神和紀律。他們沿著結冰的道路拖著雙腳步履艱難地走著，臉上無精打采，除了奉命而外，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而戰。官員們傲慢地坐在馬鞍上，跑來跑去驅趕士兵前進。這裡缺少的是激勵八路軍的那種和諧的精神。”因此，卡爾遜説：“我當然並非不偏不倚，我也不故作這種姿態。然而我不説謊、不歪曲、不顛倒黑白。我報道的僅僅是我親眼所見，日復一日的經歷。為什麼我要在這支軍隊而不在別的軍隊呢？我憑我整個的心，憑那賦予我以意識的一切，深知這支軍隊的崇高目標和正直……我願意一同生活和工作的卻是八路軍。”
慶祝新中國成立50週年國慶閱兵時，天安門城樓上，一位老一輩革命家看著連綿不絕的遊行隊伍，曾意味深長地説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走過了“雄關漫道真如鐵”的昨天，奮進在“人間正道是滄桑”的今天，面向“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我們實現強國夢強軍夢，所有的一切，都源於這樣的承諾——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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