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理政新實踐 浙江篇】“後陳經驗”： 從治村之計到治國之策

中國新聞來源：浙江在線 2017年07月17日 19:4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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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線7月17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何晟 李曉鵬 黃葆青）下了金麗溫高速，往武義縣城方向開1公里，後陳村就到了。

　　寬闊平整的村道，精心修葺的湖岸，一排排漂亮農家小樓間參差的水田和魚塘，一派典型江南農村的模樣。這似乎是個在浙江隨處可見的富裕村莊。

　　然而，平凡的外表之下隱藏著不尋常的歷史：13年前，為了化解村集體收入逐年猛增而村務管理卻問題頻發的困局，這裡産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村委會並列的基層村務監督機構——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

　　讓後陳村人驚喜的是，在監委會成立一年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深入到後陳村調研，並鼓勵他們進一步深化和完善這一做法，為全省提供有益經驗。他們更沒想到，“治村之計”會上升為“治國之策”：2010年，全國人大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作出了“村應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或其他形式的村務監督機構”的規定，“後陳經驗”遂成國家法度，後陳也與小崗一樣，成了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村莊。

　　錢怎麼用，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

　　今年梅汛雨不停歇，後陳村西邊，村民洪孝廣承包的9畝魚塘上個月也被洪水衝垮了堤塘，養的鯽魚幾乎都逃光了。聽我們提起村務監督委員會，洪孝廣比劃著修復如初的塘堰開了腔：“村裏雇挖機來施工，村監委會的幹部每天都在現場，幹了多少時間，運來多少土方都一筆筆記下來。像這樣的工程，以前少不了又要有人説幹部在撈好處。但是現在，錢用在哪用了多少，每張發票清清楚楚。我們放心，村幹部也敢為我們做事情。”

　　邊上57歲的陳玉球憨厚地笑了，她今年5月15日剛當選後陳村第六屆村務監督委員會主任。在村口的公開欄裏的收支賬上，後陳6月份最大的單筆收入是廠房租金39.9萬元，最小的一筆開支是幾盞路燈的電費13.95元。其他大到老年食堂的菜金支出，小到買了幾把掃帚，也都一一入賬。

　　“公開欄地方有限，只能公示賬目。華數公司每個月都會把我們監委會審核過的發票傳到機頂盒的‘互動點播’裏，村民在家就可以看。”陳玉球説。

　　逼出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

　　十幾年前的後陳村可不是這樣。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高速公路、工業園區建設，村裏1200余畝土地陸續被徵用，徵用款累計達1900余萬元。當時由於村裏重大決策不公開，村務不透明不規範，村民對村幹部的信任危機與日俱增。

　　2003年11月，時任武義縣白洋街道工辦副主任的胡文法“臨危受命”，到後陳村兼任村支書。胡文法領著村幹部和村民代表連續四天開會到深夜，最終達成共識，設立一個第三方監督組織——村財務監督小組。小組成員除分管紀檢的支部委員和出納外，由全體村民從非村兩委成員直系親屬村民中選舉三人組成，每月對村兩委的財務支出進行審核公示。

　　後陳的變化很快引起了街道黨委和武義縣委的注意，2004年2月，縣紀委派出專題調研組進村，確定後陳村為村務監督改革試點村莊，擬出了《後陳村村務管理制度》和《後陳村村務監督制度》兩項制度，並設置了村級監督機構——村務監督委員會。2004年6月18日，後陳村民主選舉産生了首屆村務監督委員會。至此，以“一個機構，兩項制度”為代表的“後陳經驗”基本成型。

　　習近平的肯定，讓我們吃了定心丸

　　2005年6月17日，是讓後陳人至今難忘的日子。這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後陳村調研。

　　在時任村主任、現任村支書陳忠武的印象中，習書記身材魁梧，平易近人。“我説，沒有監委會前，大夥對村幹部不信任，幹部做不做事都得罪人；有了監委會，百姓對我們的態度完全變了，盼著我們多幹事。”

　　最讓陳忠武他們激動的是，習近平説，後陳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他一直關注著，這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確的。

　　“當時其他村的村幹部都在罵我，好端端搞一個‘第三委’出來，還要不要做事了？但是他説了這個話，就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才能大膽地走下去。”　陳忠武説。

　　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一樣，都要精打細算

　　370戶人家的後陳村，緊臨武義縣經濟開發區，2016年村集體收入達410余萬元，在當地是不折不扣的富裕村。但在武義的各類市場上，後陳村的幹部卻是讓老闆們頭疼的人。

　　去年，後陳村造舊村改造的安置房，請數字電視公司鋪設基礎工程。驗收通過後，對方拿著7.2萬元的工程決算來結賬，但是村監委會提出，報價偏高。經過專業公司審計，最終將金額壓到了5.5萬元。

　　這筆錢，直到我們來的這天上午，後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才蓋章通過。“村裏的錢和家裏的錢是一個理，每筆都要精打細算，否則浪一浪就不夠用了。”村監委會主任陳玉球説。

　　但是在村莊建設和村民福利上，後陳村卻一點也不“摳”。七八年間，村裏的舊村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全村103位70歲以上老人可以在村老年食堂免費吃飯，每天兩餐。村幹部們經常調解的矛盾，也從村兩委與村民間的矛盾，變成了老人們口味差異的矛盾。

　　相比過去村支書和村主任“一句話、一支筆”的時候，如今村幹部的權力似乎小了許多。但是陳忠武和村主任陳躍富卻都對記者表示，現在當幹部很輕鬆，很“通氣”。

　　“以前哪怕自己堂堂正正，很多事別人就是不理解。現在，我不管走到哪，大夥都笑著和我打招呼。”陳忠武説。

　　記者手記

　　在後陳，所聞所睹，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著名的村莊——安徽小崗。1978年一個幹冷的寒夜，小崗18戶農民秘密決定把地分了，單幹……當年這大逆不道的舉動，稍後即被中國農業問題權威杜潤生喻為“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遂成中國基本國策。

　　不管中國遇到什麼困難，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自發應對的，總是身在其中的實踐者。但正如經濟學家周其仁所説，真正有挑戰性的，是這些分散的、自發的、零碎的努力如何匯聚起來，集中成為政策和制度。否則，底層自發的改革常常自生自滅，難以成為制度變革的偉大力量。

　　因此，在後陳村出於村莊治理的需要而催生出了這一制度後，武義縣委的重視和推動就顯得尤為幸運和重要。而隨後來自高層對其的進一步肯定，終於讓“後陳經驗”這朵民主之花開遍了中國大地。

　　什麼是改革？某種意義上來説，改革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後陳村的故事，也因此蘊含了這個國家生生不息的內在邏輯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