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改革下的全球新型財政金融政策框架

——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將形成全球財金治理新體系

國際新聞來源:宣講家網 2016年09月04日 09:58 A-A+
掃一掃 手機閱讀

我要分享

QQ空間新浪微博騰訊微博QQ微信

原標題：

　　核心提示：財政金融政策體系作為G20機制中的重要構成將在本次杭州峰會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並將形成全球主要經濟體在財政金融領域的政策協調和合作指引，“創新、活力、聯動、包容”既是財金政策新框架的本質特徵，也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中國將再一次為全球經濟治理作出重大的貢獻。

　　二十國集團（以下簡稱G20）于1999年9月在德國伯林成立，並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第一屆領導人峰會，G20杭州會議是第11次峰會，也是中國第2次舉辦這一峰會。從G20建立的宗旨和議題來看，G20的合作是從財政金融領域啟步的，並逐步拓展到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領域，以及環保、減貧、勞工、人權等非經濟領域。可以説財政金融框架一直是G20的核心議題和重大關注所在，也是每屆峰會（2008年以前是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討論、交流甚至是交鋒的焦點所在。本屆峰會聚焦于結構性改革，並將“創新、活力、聯動、包容”作為會議主題，對全球財政金融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開啟了全球新型財政金融框架的新時期。

　　一、規模大、議題新、代表性強是G20的典型特徵

　　G20擁有20個成員國，涵蓋五大洲、四大洋和各色人種，全球最發達的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盡皆包括在內，成員國的代表性良好，形成了對話、交流和協作、競爭的有效機制。本屆G20還邀請了新加坡、哈薩克斯坦、泰國等8個嘉賓國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7個國際經濟組織的領導人參加會議，使會議的議題更加廣泛，更具前瞻性和代表性。

　　G20在全球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事務中的影響力巨大。G20成員國的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國土面積佔全球60%，國內生産總值佔全球85%，貿易額佔全球80%，目前G20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世界經濟治理主要平臺。在世界經濟復蘇仍然乏力、不確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各方都期待這次G20峰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G20的峰會議題和倡議多已成為全球經濟活動的最新指引。目前，受到利益取向分歧、決策機制繁瑣和多邊行動諸邊化等因素的影響，世界主要經濟組織在推動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體制一體化的進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難和挑戰。G20等合作機制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顯著增強，涉及的議題更新、更多，涉及的層面更深、更全。2008年的華盛頓峰會就應對金融危機，完善金融市場形成了共識；2013年聖彼得堡峰會就世界經濟形勢達成了共識，並提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改革倡議；而2016年的杭州會議則將結構性改革和包容性發展作為新的世界經濟主題和各國行動的指引，將對全球經濟合作和新機制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從杭州峰會前各方互動的情況來看，已經在財金領域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識，並成為各成員國當前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和實施國內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指引。這些共識主要包括：一是承諾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目標；二是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三是繼續研究必要時可能採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四是做好準備應對英國“脫歐”公投、難民和移民問題、恐怖主義等可能帶來的潛在經濟、金融影響。

　　這些成果進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團結應對風險和挑戰的共識，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為杭州峰會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也得到了國際經濟界和輿論界的高度評價。

　　二、結構性改革已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共識

　　結構性改革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産業內部的供應鏈、産業鏈和價值鏈體系的調整、重構和利益重組，以效率和利益作為核心原則；第二是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動力結構、要素結構和支持結構的變動，以産出和效益作為改革基礎；第三是世界經濟格局和主要經濟機制的構成變化和調整，強調開放性、公平性、聯動性和包容性。

　　美國的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在第一個層面。以頁巖油氣革命、再工業化、金融去杠桿化三大改革為支柱的産業結構革命將美國經濟拉出了危機的泥淖，並在發達經濟體中率先走上了經濟復蘇的軌道，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恰恰是因為美國的經驗過於微觀，一般國家難以具備一大批具有強大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也難以具有長達200多年的“自由”市場經濟文化的積澱，所以美國的結構性改革儘管成功，卻難以複製，也無法成為國際經濟的主流增長路徑。因此，G20所倡議的結構性改革必將集中在第二個和第三個層面，在共性的基礎上，既服務於成員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又支撐全球經濟的革新。

　　從第二個方面國民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情況看，中國、日本、德國、印度都是提出了完整的結構性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國家，並在各自的戰略推進中取得了相應的成績。中國共産黨和政府在2015年年末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發展戰略，並在“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僅在今年上半年，我國鋼鐵、煤炭就分別去産能1300多萬噸、7227萬噸；制定了財政、金融領域支持企業去産能、去庫存、補短板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措施；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和《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等政策辦法，經驗意義突出，可借鑒性明顯。日本政府經濟振興戰略的“第三支箭”的核心要義也是瞄準結構性改革，並在今年8月啟動了2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德國政府的“工業4.0”較好地實現了市場結構性調整與政府戰略性引導的結合，並成為歐洲國家中率先實現經濟復蘇的國家。印度則實施了結構性改革的“ABCD”的改革方案，分別為行動（Action）、商業（Business）、清潔廉潔（Clean）、數字化（digitized），並使得印度在今年上半年保持了7.5%左右的增速。

　　從第三個方面國際經濟機制和秩序調整的情況看，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和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創新也在不斷發展。中國在2013年啟動了“一帶一路”戰略，並在《願景與行動》中提出要與“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實施“五通”，建設“兩廊”，並實現“三同”。“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兩廊”即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三同”即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和影響下，服務於該區域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際經濟組織也得已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機構和機制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日本也從自身的經濟訴求和區域經濟機遇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力圖將經濟增長顯著的亞洲地區的成功經驗由日本主導跨越印度洋傳向非洲，以強化東亞和非洲的直接聯絡。此外，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國家經濟治理方案和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世界經濟格局的大分化和全球經濟合作的差異化並存，並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