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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報:幼兒園是怎麼進入你的題材選擇的?
張以慶:很多人看我拍了《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就覺得張以慶很幸運,總是用獵奇的題材找到普遍的認同感,後來我就説,那就來一個普通的、誰都可以拍的。普通的題材照樣可以拍出很出彩的東西,我強調的是片子背後的問題。《幼兒園》太習以為常了,它連悚然性和新聞點都沒有,要把特別熟悉的東西陌生化,把陌生的東西深刻化,這一難度特別大。
東方早報:什麼時候感覺壓力最大?
張以慶:你想想看,5000多個鏡頭,從拍的第一天到片子出來後一直壓力很大!甚至後來還有。
東方早報:獲獎以後呢?
張以慶:當然現在沒有,但是拍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對我自身,不能説是傷害,也可以説是一種深深的折磨。因為在拍攝過程中,有一些東西是我自己原來都沒有看到過的,會在某種程度上顛覆我原來的認知,當你開掘時,甚至會觸碰一些生活定律。你到了一個環境,沉澱了14個月,一直在那個角落裏尋找真實。真實就那麼好得來嗎?真實不是這樣的,真實是你長期的等待,甚至用生命去換來的!
東方早報:那麼多的孩子,大量的素材,怎麼發現並鎖定你想要的那幾個人物?
張以慶:先進去三個月,熟悉情況。有的孩子跟著跟著就沒戲了,也有剛開始有意思的,到後來就找不到那個人了。這些孩子不停地在變化,有的到後來幾乎格式化了,當然有幾個從頭到尾都有戲。這個得沉下來,慢慢去篩選,我們是天天帶著機器潛伏在他們周圍。
“真正意義的孩子已經死了”
東方早報:有一個網友説他沒上過幼兒園,因為他老爸説上幼兒園沒用,他看了你的片子,表示自己很幸運,一直都很快樂。你怎麼看?
張以慶:我就不快樂,不排除有的人會很快樂,當然拍片子時我會把自己的這個感覺剔除掉。不僅僅是童年,等你到60歲的時候,你會覺得青春是美好的,但實際上青春期總會是多事之秋。我認為,現實總是灰色的,回憶總是金色的,這跟選擇有關係,不光是因為每個人的個性不同,現實中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不完美的。孩子在童年時也一樣,特別是他在全托一週的時候,他要獨立完成所有的事情,是個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片子裏的那個小孩,僅僅因為撂不上椅子心裏就覺得有個坎過不去,會感到無助、無奈。
東方早報:為什麼會安排小孩採訪?提問還有引導式語言。
張以慶:孩子總得引導吧,還是有人指責——你為什麼總問跟大人有關的問題,不問些孩子的問題?可是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問孩子的事情,孩子一點兒都沒興趣!孩子一聽國際問題、大問題就很興奮,一聽他們班上小孩子的事兒就覺得很沒勁。問他很孩子化的問題,比如説,問他班裏跟哪個同學最好,他想一下,説,“女的啊?”他自己會往男女關繫上扯。他們現在接受的都是成年人的東西。為什麼説14個月是在煎熬,這就是煎熬。
東方早報:孩子也許在最初只是模倣,模倣大人的行為、口氣,也許他沒有真正理解説的是什麼,難道這不也是一種天真的表現?
張以慶:這我不知道。片子裏有一段,問一個小孩兒為什麼長那麼高啊,小孩兒説:“我是在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還有老師的幫助下長這麼高的。”我們以為,他會説“我能吃肉”。你看他把自己“上級”的五個人都説了,很全面,這就是成人化,已經完全滲透到孩子身上去了。其實就跟在單位,你做了一件事,但是得把所有的人都點到,到最後,這件事兒其實跟你沒任何關係了是一樣的。世故,其實就是世故。當然外國人看了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看了,都會心一笑。現在的孩子都很早熟,它是家長、幼兒園、學校、媒體、食品、機器,集體催熟的,因為他滿眼看見的都是這些成人的東西。社會學家不是説了,真正意義的孩子,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