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思考

——從《神鹿呀，我們的神鹿》談紀錄片特性

孫曾田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2月27日 10:03 A-A+
掃一掃，觀看精彩紀錄大片

我要分享

QQ空間新浪微博騰訊微博QQ微信

原標題：

《神鹿呀，我們的神鹿》（以下簡稱《神鹿》）製作完成了、播放了，而且還在國際幾個電影節和上海電視節獲了獎。對製作者來悅，這意味著一個過程結束了，作品凝結為一種形態，放在了那裏。作為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我得到了什麼呢？我想，惟一能帶來的就是製作這部紀錄片時的思考和獲得的體會與經驗。惟有這些能融人身心，隨你同行。它出能像錄像帶一樣，可以不時地回放與檢視，並得以修正。

微言大義

初得以《神鹿》這個題材，邊採訪，邊思考：它有多大的價值?這也是我每次確定一個紀錄片選題時首先要問自己的。世界之大，不是何人何事都可以作為紀錄片題材的。它必須是有價值的。沒有價值，不值得勞神費力；認識不到價值，也不會有投人的激情。我認為這個價值至少體現在“深”與“廣”兩個方面：它有多深的內涵可開掘？又有多大的普遍意義？

《神鹿》這個題材，從表面上看，反映的生活遠離主流社會，描繪的是遙遠的少數民族山林生活；人物經歷與感情出十分個別、獨特。但是這個看似遠離現代文明的題材，如果以現代人的眼光審視，就會發現，它包含著現代文明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問題，即：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的消失。

翻揀出當時的導演闡述，可看出根據採訪得出的認識與思考：
         
     導演闡述         

（一）
東北大興安嶺的最後一片原始森林中，生活著飼養馴鹿的鄂溫克人棗敖魯古雅鄂溫克。他們飼養的馴鹿美麗而奇特棗雌在巴生著犄角。如同他們飼養的馴鹿，鄂溫克人的生活、文化、命運也呈現存一種奇異的色彩。

族中有一個祖孫三代女人織成的家庭：外祖母妞拉棗母親芭拉傑伊棗女兒柳芭。外祖母94歲，是族中最後一位薩滿。代表廠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母親達拉個伊是從山林中走出來定居的代，她承受了喪夫的痛苦和牛活的艱辛，堅忍地生活著；女兒柳芭，中央民族學院美術系畢業。回心靈受不住都市生活的擠壓，返回山林故鄉。三代女人構成的命運鏈條環環相扣，卻又各不仰自，充滿了奇異的悲劇色彩。她們的命運，是其民族文化命運的縮影，她們的心靈歷程，體現著民族的靈魂與感情。

（二）
 我們要充分關注和理解其民族文化對三代女人命運的影響，它溶在她們一脈相承的血液中，雖在一代代地變化，但無法變色，這種馴鹿文化在人類大文化背景中呈現著奇異的色彩。我們也要充分關注和認識時代的巨變對三代女人生活與命運的影響，它使三代女人命運呈三級跳躍狀態。民族文化和時代的巨變構成了矛盾衝突的兩面。本民族文化的縱向繼承和時代巨變的橫向衝擊，一縱一橫構成十字架般産大的陰影，籠罩了三代女人的心靈和命運。這一切，觸及廣個現代文明的大命題：人類文明在發展中，是中應該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三）
充分注意馴鹿民族性格的內在的相似性：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善良浪漫的大性、問往自由又離不開山林的宿命……鹿是民族心靈外現的精靈，是他們傳統文化的具象，是我們創造意境的意象。

（四）
全片風格要嚴格寫實，忠實地記錄人物生活、命運的片斷。讓千人公傾訴她們的心靈?人沉重的激情蘊含在單誠的紀實之中。

鏡頭隨生活流動，畫面自然生動。注意用特寫展現人物的神態和心理活動。嚴格的同期聲。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了大智慧，幾乎你能想到的，古人早已有成語放在了那裏。古語中的“微言大義”四個字，我想用它來概括紀錄片題材與思想的關係再恰當不過了。

紀錄片要記錄的事實，必定是具體的、具象的：某人、某事、某時、某地……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的；但它必須有著深刻而普遍的意義。説一部紀錄片，有現實的意義，或有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就是這個意思棗我稱為“大義”。試想，一部紀錄片所拍事物跟誰都沒關係，什麼見識也沒有，那誰要看它？那它有什麼價值呢？

 紀錄的價值

《神鹿》拍攝期間，正是紀錄片界強調“紀實”、“客觀”那段時間。我是個頗不自信的人。邊拍攝，邊思考，邊反問自己：紀錄片應不應該思考，有沒有純而又純的紀實?承擔不承擔認識事物這個任務？直想到紀錄片到底是幹什麼用的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一路想下去，紀錄片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呢?

我認為紀錄片是人類自審的一面鏡子。紀錄片像一面鏡子，真實的影像投射在裏面，人類可以通過這面鏡子審視自己，以調整自身，向未來走去。這就要求紀錄片提供的生存之影像第一是真實的，不能是假面舞會，第二必須是深刻的，能看到形象之後的靈魂、事物發展的脈絡。紀錄片製作人，應該是人類生活境況的守望者。他應該具備兩個基本的品質：一是真誠，不説謊，不自欺；二是明智，能透視到事物的內部，看到它與其他事物的聯絡與影響。

想通了，我認準在《神鹿》採訪、拍攝中不能“傻拍”，要理解著拍。柳芭對自己心靈痛苦和造成曲折經歷的深層原因並不清楚，常常自怨自艾。我把我的理解與她交流，她甚至吃驚地説：“你怎麼看到我心裏去了，我自己都沒理清這個頭緒。”紀實與思考，是不矛盾的，思考有助於更深刻的紀實。

《神鹿》採訪拍攝與思考同步走。過程中不免要問：這樣認識對嗎？判斷錯了怎麼加不是白白浪費時光嗎？反復想來，忽然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紀錄片允許犯錯誤。”

影視材料要比文字材料直觀、客觀。你拍了這部影片，其他人可以通過你的影視素材重新研究剪接使用，可能會得出另外的結論，甚至是相反的。就是説，影視材料具有相對客觀與獨立的特性。

紀錄片史上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二戰期間法西斯德國拍了一部《德意志的勝利》，通篇鼓吹希特勒獨裁與德國人的狂熱，後來蘇聯的導演羅姆利用此片素材，重新剪輯成一部紀錄片，片名是《普通的法西斯》，完全是批判的態度與結論，極其精彩與精闢。也就是説，《德意志的勝利》女導演對現實與歷史的認識是錯的，但她拍攝的影片素材是有價值的，讓後人以此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從事紀錄片製作，我們的認識、思想可以有局限，甚至可以錯誤，但我們的工作總有一部分有價值。

誰的思想沒有局限由誰的認識會百分之百正確？回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記者、文學家、藝術家身陷其中，高唱讚歌，現在回頭看，文字的、美術的、戲劇的……都顯得那麼荒唐可笑，甚至一文不值，惟有影視記者，他們留下來的影片素材，記錄下了那段特殊的歷史。雖然他們當時也狂熱，也迷幻，但他們那段創作沒有被全部浪費。從這點上説，選擇紀錄片，是一個保險的事業，允許犯錯誤，因為後面會有“羅姆”為我們修正。生命不會浪費。

既然這樣，我們可以大膽地認識，大膽地思考，大膽地記錄。我想，《神鹿》今天讓人看到一種獨特的生活與文化，同時啟發人們對現代化進程的思考；若干年後，這部紀錄片的思想會過時，但它記錄的那色彩獨特的馴鹿生活與文化習俗肯定會有民族學、人類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