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碧波：論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

梁碧波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1月31日 15:3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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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中國紀錄片界流行一句話：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那麼什麼是世界語言？筆者認為，是人性。中國紀錄片要走向世界，必然要跨越各民族間的巨大文化差異尋找到人類共通的東西。回想起來，過去有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成功地感動了幾代中國人，現在有DISCOVERY頻道的自然類紀錄片在中國登堂入室，他們又是如何跨越文化差異進入中國主流社會的呢？關鍵是這些作品透過表面的觀看，深入到了人類本質這個層面，從人性的深度激起了中國觀眾的共嗚。就連DISCOVERY這樣的自然類紀錄片，也把動物拍得跟人一樣，有喜怒哀樂、有競爭、有情感，因而也就引人入勝。四川電視臺著名紀錄片編導王海兵曾説：用中國的畫面語言講述中國的故事，我們理解中國的畫面語言不是指中國畫的用墨，也不是指中國畫的著色，而是中國畫刻畫人物入木三分的神韻。應該説全世界的人都是人，無論白人、黑人、黃種人，都有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假醜惡的憎恨，都共同地關心著我們這個世界。因此，對人性的探索，對人類本質的深入研究，將會使我們的紀錄片更好地被國外觀眾所接受。
         

四

中國紀錄片記錄手法的演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解放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畫面加解説，二是九十年代以來的觀察式記錄，尤其是《龍瘠》大獲成功之後，更是奠定了直接電影在中國紀錄片界的地位。但是，繼《龍瘠》之後，直接電影似乎成了唯一的創作手法，大量跟腚派亦步亦趨，跟在《龍瘠》之後，跟在拍攝對象之後，忘記了紀錄片原本是有多種手法的。

1926年，英國人格裏爾遜（JOHN GRIERSON）首先提出“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這一概念，他説紀錄片是“對真實事物做創意處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所謂創意處理，就是持有某種觀點把紀錄片當作傳播和勸説的工具。在他的影響下，當時的英國紀錄片大都是以畫面配上意向鮮明的語言這種形式出現，史稱“格裏爾遜模式”。

到了六十年代，法國人尚一胡許（JEAM  ROUCH）提出攝影機是“參與的攝影機”，拍攝者期望拍攝對象不僅以自然本有的態度來活動，並且期望因拍攝者的共同參與而激發出一種共同創作的效果。基於這種美學觀而建立的拍攝方法被稱作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

與真實電影幾乎同時出現的是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倡導者是美國的李考克（RICHARD  LEACOCK）等人。他們主張攝影機永運是旁觀者，不干涉，不影響事件的過程，永遠只作靜觀默察式的紀錄。

這三種紀錄片手法是基於不同的美學觀而建立的，在實踐中也各有優缺點。格裏爾遜模式在單位時間內能傳播較大量的圖像和聲音信息，表現抽象的思想和觀念也很直接了當，但解説詞的真實性令人置疑。真實電影易於表觀抽象的東西和人物內心世界，但由於拍攝對象的很多表觀和語言是由拍攝者激發出來的，其真實性依然存在問題。直接電影只是旁觀紀錄，真實性似乎要可靠一些，但表現抽象的東西難度就較大，遇到不適合的題材又顯得特別枯燥，不少人不喜歡懷思曼（FREDERICK WISEMAN）的電影，大都是出自這個原因。

正因為各種不同的手法具有不同的優缺點，我們在實踐中也應該根據不同的題材選擇適應的手法甚至綜合運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內紀錄片界對格裏爾遜模式的冷落和排斥。出於對幾十年宣傳片的反感，出於對新手法的追求，格裏爾遜模式已被冷落得太久。事實上，這一手法由於具有信息量大這一優勢，正大量地被西方電視臺採用，他們播出的紀錄片，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手法。筆者曾于96年1月在美國看到《龍瘠》被剪輯成10分鐘並從頭到尾配上英文解説播出，緊接著播出的是一部關於中國風箏的5分鐘短片，同樣從頭説到尾。在各種電影節上，這種風格的紀錄片一般也佔入圍片總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對格裏爾遜模式的反感，另一個原因是真實性問題。事實上人類對世界的了解和認知，本身存在觀察的角度，而攝影機也存在觀察的角度，無論是格裏爾遜模式，還是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對製作者、製作過程而言，都必須經歷很多次選擇，而選擇就無法回避角度。因此，絕對的真實和絕對的客觀，其實都只是神話。只要我們保持對觀眾的真誠，任何手法都是可取的。

除了繼續運用紀錄片的三種基本手法之外，西方紀錄片製作人還創造了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在98年12月舉行的第11屆阿姆斯特丹電影節上，有一部英格蘭片子叫《SILENCE》（《寂靜》，導演ORLY YADIN和SYLVIT  BRINGAS，35MM，11分鐘），講的是一個人在二戰中的遭遇和感受，全片全部由電腦動畫拍成，快速變幻的畫面配以生動的音樂，看後讓人久久不忘。這部片子的畫面不是實拍，聲音也全是擬音和音樂，都談不上真實，唯一真實的是故事，所以依然入圍了紀錄片的國際競賽。在97年1月舉行的第10屆法國國際音像節（FIPA）放映了一部英國片子，名叫《CABBAGE》（《白菜》，導演DAVID STEWART，35mm，8分鐘），拍的是人在各種有白菜的場所活動。這部片子不僅從頭到尾無情節，中間還有木偶表演。這些現象，似乎都映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法無定法。

綜上所述，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的障礙因素，既存在於銷售環節，更存在於創作本身。儘管如此，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紀錄片目前已走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關注點上由群體演進到了個體，在單一的格裏爾遜模式以後接受了直接電影，在數量上全國各地有一大批紀錄片欄目相繼開辦，在質量上有一批紀錄片在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大獎，紀錄片創作人員也由少數精英人物擴大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創作隊伍。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經過戰鬥在紀錄片生産和銷售各環節的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中國紀錄片終將大規模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