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回家》

——一次拍攝經歷

郝躍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紀實臺 2012年10月08日 16: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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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在東莞的一個臨時車站廣場，擠滿了到廣州乘火車的民工。高音喇叭裏説著一些聽不懂的話：“不許賣豬仔，不許甩包，不許……”。攝影機一到，便不時有人前來盤問並試圖阻攔拍攝；凡是到廣州的車，一見這玩意兒就馬上掉頭，客氣點的則説這車不到廣州。幾經週折我們還是與三姐妹混上了一輛寫著“東莞直達廣州”的“民工中巴”。

　　中巴拉了滿滿一車人，除了司機，車上還有六隻眼睛在不停地左顧右盼，不時説著些什麼，一副緊張的樣子，看來車主們好像是在躲避警察。他們一路上繞來繞去，可最後還是在一個彎道過後被警察堵了下來。半小時後，幾個人罵罵咧冽上了車，説是被罰款××元。我算了一下，他們此行可能要白幹了，幾個人沒説一句話，有點可憐的樣子。我甚至有點同情，這些人掙點錢也真不容易。中巴車又上路了，可仍在不停地往車上塞人。

　　快到新塘時，中巴又停下了。“全部到下面換車！否則又要被罰款，快！快！”車主衝著乘客叫道。一念之下，我甚至沒來得及想什麼，便跟著三姐妹下了車。在車主的引導下，我登上了前面的另一輛中巴，當時只想找一個便於拍攝的位置，可身體還未坐穩，車子便啟動了。我習慣地舉起了攝像機——

　　矣？怎麼三姐妹只有大姐風英一人在車上？另外兩個呢？

　　我一著急便停下了手中的攝像機，對著司機大叫：“你幹什麼！我人還沒上完，你給我馬上停車！”“你不用急啦，你的人就在前面那部車裏嘍，我們緊跟著就行啦，不會丟的，已經給説好的啦，她們會在停車處等你們的啦”。

　　眼下的一切是在不到一分鐘內發生的。不要説三姐妹，就連我這個到過十個國家，見過大小世面，更有著許多冒險經歷的人也沒反應過來。此時，我才知道什麼叫“賣豬仔”：這輛車把乘客買給另一輛車，再由另一輛車負責拉進廣州城。“賣豬仔”所得到的是“買豬仔”價格的三倍。

　　因為不想干預她們，所以我們也就沒有任何事先約定的地點。三姐妹第一次離家，也是第一次回家。廣州站人海茫茫，人員複雜，她們人生地不熟，完全有可能走失蹤或被拐買……，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不僅幾天來的拍攝將白費，我也無法向以她們為榮的城市、企業和兩千公里外的父母交待，後果不堪設想。更讓人哭笑皆非的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跟蹤對象，才剛開始跟蹤，人卻不見了，被你“跟”丟了，這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越想越著急，越想越覺得問題的嚴重，於是，再也無心拿起那不到二十公斤的５５０數字攝像機。離廣州越近，車走的越慢，最後完全被堵死在離車站不到五公里的高架橋上。從東莞到廣州不過一百公里，可我們已花了整整六小時。

　　好不容易磨到了停車點，我急忙衝下車，可哪有什麼人在等我們。這裡距廣州站還有不到兩公里，人流順著道路兩側向車站涌去。遠處密密麻麻的人頭，黑壓壓一片，只要加入進去，便再也分不清誰是誰。此時，我恨不得把“賣豬仔”的人撕了，可這又有何用？

　　停車站旁有個小買部，裏面的人可能是這裡唯一不會走開的人。我急忙上前打探，小老闆想了半天，“半個鐘頭前，好象有兩個打工妹問我電視臺在哪。”天啊，這裡有廣東省臺、市臺、有線臺，不下十家電視臺……，我沒敢往下多想，安頓好剩下的這一個，便往車站方向奔去。

    路上，遇到一輛巡警摩托車，我攔了下來，説明身份和情況後，兩個巡警挺支持，順勢堵下了一輛違章摩托叫我騎上。於是，巡警在前開道，我騎著那輛“違章車”尾後，徑直朝附近的廣州電視臺駛去……

　　一個小時後，沒找到任何線索。巡警説他們還有任務，建議我們還是到車站去找。道謝後，萬般無賴的我只有帶著大姐風英和我們的行裝，向擠滿了民工的車站走去。錄音師則還想到另外一個客車站去碰碰運氣。

　　冬日的廣州，空氣中竟沒有一絲涼意，讓人透不過氣。平時，每天可以連續十六小時揮舞攝像機，不知拖垮了多少鄉村幹部的我，此刻只感到手中的傢伙越來越沉重，大汗順著額頭直往眼睛裏灌。

　　此時，廣州站已人滿為患，並開始向鐵道部告急。這天的客流量已經突破八萬。鐵道部緊急派來“督戰”的劉總與羊城鐵路公司的領導還在緊張地抽調車輛，“春運指揮部”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忙成一團。我不便打擾，便找到了黨辦的老吳。老吳已為我們定好了明天的車票，聽説丟了人，自然也很著急。不一會兒，車站廣播員播出了新的尋人啟示。

　　當坐下來擦汗喘息時，我才發現我們還沒吃午飯……。

　　又過了半點鐘，我無法再坐等，便來到廣場。這裡不算手提話筒，至少還有四組高音喇叭在同時播放著不同的信息，每組喇叭只能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才能聽到。而最叫人心煩的是那個不停播放著“住宿廣告”的喇叭，它的聲音最大、最尖，也最刺耳；天上不時低空掠過的大型飛機，幾分鐘一次便可淹沒廣場的其它噪音。

　　難怪在鐘樓下等候的老張，竟沒有聽到一句尋人啟示。看來不行，我三步並作兩步，擠出人群向車站辦公室奔去，看車站方面是否能協調或想一個更可行的尋人方案。就在這時，有人來告訴吳主任，説到重慶的１４２次已證實無法解決充電問題，又一個難題，可比起找人來，這已不算什麼了。

　　焦急中我順手想摸顆香煙壓一下內心日益聚增的不安。

　　“唉呀，我的腰包，腰包不見了”！我襟不住大叫起來。腰包裏有我的所有身份證件，採訪介紹信，明天的車票，以及此行的所有發票和部分盤纏。這不是要我的命嗎？後果似乎比丟人更可怕。這下可徹底完了，人海茫茫，我到哪去找？即便有人拾到，他本人也願意學雷鋒，恐怕也不會有功夫尋找失主或交有關部門。什麼叫“雪上加霜”？什麼叫“禍不單行”，沒有比２月１日更倒楣的日子了。

　　我找遍了剛才去過的所有地方，沒有人見到過什麼“裝得鼓鼓囊囊的腰包”。此時，鐘樓上的時針已指向五點三十分，再過一個小時，天一黑……我不敢再往下想。

　　幾個來回，我早已成個“汗人”，汗水順著已沒剩幾根頭髮的小頭直往下流，我不知道也還沒見過紀錄片人物的“氣急交加”會是個什麼樣的表情，可我似乎明白，拍“紀錄片”需要功力，恐怕也需要一點運氣。

　　幾乎絕望中的我，最後來到了車站大廳的安檢處。一個帶背章的中年安檢員聽著我焦急的講述，呆呆地看了我半天，沒等我説完便起身道：“唉呀，你跟我來好啦！”

　　這以後的事，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是真的了，然而，事實的確如此，——我在人海中丟掉的那顆“針”不知又被什麼人撈了起來——我領回了那個丟失了的腰包。在車站的一間辦公室裏，我不知道怎樣感謝，感謝誰才好，反正眼前有一大群著深蘭制服帶大蓋帽的車站客運員。

　　車站的大喇叭不時又響起了尋找打工妹的啟示，儘管我知道這可能只是一種安慰，但我有一種感覺，死物能找回，何況活人。於是，我們兵分三路，吳主任在鐘樓下守候，我們散開四處尋找。

　　車站四週坐滿了人，幾乎無法插腳；我爬上一個臨時建起的廣播站，這是廣場前的一個制高點，可居高臨下見到的只是些涌涌動動的後腦；通道象罐頭瓶一樣，塞滿了流動著的大包小包和貼滿了美人像片的木箱。

　　於是我只有隨著人流茫然擠去。人流推著我由西向東，又由東向西……。

　　忽然間，我只感覺到眼睛左測有塊紅色一閃，上面似有個熟悉的符號劃過。我急忙轉頭，只見人頭之上有一塊紅色的牌子在游動；再仔細一看，上面用毛筆清清楚楚寫著碩大的三個字“郝躍駿”。一陣激動，我拔開人群向那紅牌衝去，真是些聰明的小東西！幾乎是在同時，陳風英的小妹陳秋芬也看見了我。

　　我不知道如果是紀錄片是否可以在此時用慢動作？然而，我只是差了一點點，便把她們擁抱了起來：“你們跑到哪去了？為什麼不往手機上打電話？”

　　……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只是拍攝《回家》的一個前奏。在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後，卻突然又如此戲劇性地以“大團圓”劃了個句號。一切來得都是那樣的毫無準備。

　　以後的幾天，每當拍攝空余的時候，我便會想到這段已經過去，但很可能永遠難以再現，想起來就讓人揪心的經歷；如果事發當時就有個局外人，把我們與被拍攝者這段不同尋常的可笑故事紀錄下來的話，那一定是一部比《回家》更好看、更具戲劇性的好紀錄片。

　　事後，許多朋友問我當時為什麼沒開機？我無言以對，一部好紀錄片産生的過程絕對是一次情感投入的過程，可同時也許是一次不斷擺脫情感的過程。因為我難以做到，所以我也就難以成功。

　　第二天，三姐妹隨著回家過年的人流，終於擠上了從廣州到重慶的列車。那上車場面給人的震撼，除了攝影機，我永遠也無法描述。同車的一個打工妹都對我説，今天回家的條件比起五年前已好得太多、太多。那麼，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後呢？

　　不管怎樣，只要中國人還過大年，出門在外的人就一定還要回家；對他們和對於我這個親歷者來説，沒有什麼情感能比回家更摯酌和感人的了；恐怕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他們每年一次的回家過年——我深信。

　　大年三十的下午，當三姐妹在故鄉小路的山坡上，見到遠處母親和家人的身影，聲音哽咽地叫出一聲“媽——媽”的時候，我的眼睛濕潤了，眼前一片模糊，只有幾個紅點在綠色的田野中奔跑、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