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 郝躍駿
在中央電視臺海外專題部的《過年》策劃會上,我突然想拍這麼一個“人回家”(而不是動物回家)的故事:每年春節前,在中國大地上,一支由上億人組成的龐大隊伍,便開始了由東向西,皓皓蕩蕩的流動,他們要到哪?去幹什麼?此時,幾乎所有的交通部門,包括最高官員到普通乘務員都在為這支隊伍而緊張、忙碌起來,——這便是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一度過年回家的狂潮。就在這時,幾個從四川來的打工妹也加入了這支大軍。經過幾天幾夜,千辛萬苦,她們終於在除夕前趕回了自己的家中;節後,一支更為龐大的人流隊伍又開始由西向東流去……。
我想,中國人對春節,對家庭、故土和親人團聚的重視,可能沒有比回家更強烈的了。對於萬千遠離故土的打工者來説,過年就是回家。透過這個故事,可以讓人們感受到潛藏在這些行為後面的含義和文化的積澱。不管怎樣,反正每當春天到來的時候,幾乎每個中國家庭都有可能出現這麼一次情感經歷。第二天,大家都很激動,計劃順利獲得了通過,並把拍攝的起點定在了廣東。
於是,春節前我來到了廣州站,想在這裡尋找我的跟蹤對象。我對廣州站並不陌生,95年夏天拍紀錄片《山洞裏的村莊》(第二部)時,我曾經跟蹤幾個從雲南來廣東尋找親人的山民,在這裡被保安懷疑是“海外媒體”的“曝光者”,被盤查審問了半個多小時,並被責令馬上離開。所以,我對這裡有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早有心理準備,並提前辦好了採訪手續。
這是春節前的第八天,廣州站的客流量已開始進入高峰,每天達到了七萬六千人,以後的幾天,每天竟有十二萬人涌入這裡,把個車站廣場擠得水泄不通。人流中幾乎96%是到廣東打工的外來民工。他們必須在節前趕回自己的家。
春節前的車站,混亂而無序,任何人在這裡都會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身上帶了一點錢的打工者,除了一起上路的老鄉,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人,更何況是年輕的打工小妹。幾經折騰,我才發現要在這裡找到願意被跟蹤拍攝的人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於是,我們又返回到了東莞,在有關部門的幫助下,硬是從當地幾十萬打工妹中找到了今年要回家過年的陳風英三姐妹。她們在東莞宏遠工業區內的一個外商獨資企業打工,在拍完三姐妹在這裡的打工生活後,她們所在的企業和當地有關部門把三個活潑的女孩子交給了我,並再三囑咐要保證她們的安全。
其實,我知道我是在啃一塊硬骨頭,安全肯定不會是問題,難度在於怎樣既保證不干預她們的正常行程,確保紀錄的真實,以及對不可預見和其它突發事件的捕捉,同時又怎樣使我們攜帶的大型拍攝、錄音、照明設備和其它行裝能與她們同步行動。在拍攝方法上,我仍想試著沿用《山洞裏的村莊》的方法,把自己“藏”起來,沒有採訪,沒有攝影機與被拍攝對象的交流,也沒有“我”的主觀視點,一切都是事件、故事和人物的自然流程。為此,我考慮過多種運作方案,而最重要的是,怎樣既“在事外”又能與她們一起擠上那趟連廁所也要站七個人的火車。
這是1997年2月1日,距大年三十還有六天。我已經把僅有三人的攝製組一分為二,攝影助理小劉在廣州站觀察拍攝;我與錄音師老張輕裝再次回到東莞,緊跟著三姐妹。
三姐妹一人背著一個一看就知道是打工妹的提包離開了住地。她們沒擠上從廠區到車站的公共車,便上了三輛“摩托的士”。我沒有關機,只是快速拆開與錄音師連接的吊桿話筒線,跟著追了上去。摩托的士的速度很快,在公路車流中穿來穿去。我肩扛著攝像機,另一支手從頭上繞過來緊握著提手,摩托車一會兒突然加速,一會兒急踩剎車,沒有了依託的身體在車上一會兒後仰,一會兒前傾,當行至與拍攝者平行時還得不時作“原位”九十度的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