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記者：是否可以這樣説，你們在做這個片子的時候是在進行一個影像歷史的自我解讀？
陳曉卿：不光是我們自己的。您如果説找圖像困難的話，最困難的還是比圖像要多三十倍甚至五十倍的各種檔案、資料等。
其 實《甲子》呈現出來的不外乎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當年的能夠為公眾所熟知的媒體播報的內容，包括它的播報內容和播報方式。舉例來説：我們除了要講《新聞 聯播》，還要講某一年《新聞聯播》來了一個新的播音員，他開始播新聞，這是歷史的一個部分，他既是歷史的記錄者，同時記錄者本身也被我們放在了歷史敘述當 中。《人民日報》哪年開始出現16版、32版，這個可能也是我們記錄歷史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是今天能夠找到的，關於社會史、民生史的圖像資 料。第三個方面是歷史親歷者的個體化記憶，這是帶有獨特視角的記憶。中國人在影像紀錄習慣方面，官方慣了，直到90年代，一些私人化的影像紀錄才多了一 些。在這之前，有人家裏有一些老的照片，但是量都不多，這種官方的氣息還是非常濃的，因此我們要找到一些個體的，沒有影像敘述見證過程。第四個方面就是關 于這一年所有我們稱之為屬於時代質感的一些符號，包括氣象資料，如每年的平均氣溫、自然災害，還有新生事物的出現，例如晶體管收音機、電動縫紉機、彩色電 視機進入家庭的到戶率、電話的安裝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觀察歷史的重要方面。
這也是年鑒學派研究歷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他要求歷 史學家不再像之前的歷史學家那樣從精英的角度來理解歷史。他把歷史做成了一種多學科、多門類的綜合考據。如物價，屬於經濟學範疇的，還有地理學、社會人類 學範疇等的考量，都努力地加進來，這樣就讓我們的歷史敘述更加豐富。
記者：我記得1959年講國慶十週年慶典時，有一個鏡頭是毛主席去機場接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想擁抱毛主席，而毛主席卻沒有回應，解説詞説的是當時中蘇關係已經開始惡化……這是你們自己對影像的一個解讀嗎？
陳曉卿：這個實際上是當時拍照片的人的讀解。《甲子》這個片子是最典型的"無一字無出處"。我們沒有説一句話，沒有任何講道理的地方，所有的話都不是我們自己説的，包括一些感慨之類的，也都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某個人的感慨。我們的感慨都是通過別人的嘴巴説出來的。
記者：您對《甲子》的視角是怎樣處理的？
陳曉卿：我們要回避的是精英視角，一個全知全能的視角。因為那種視角必然帶來一種灌輸式的效果。這種語態不是我喜歡的。
我 們要做的是把歷史還原得像歷史本身。我們自己提的口號是"復原歷史現場"。也就是説，我們在談到一段歷史的時候，這段歷史它肯定不是孤立的，它首先要有非 常明確的時間坐標，在時間的無數點上，尋找有沒有重復的，有沒有和這個點有共振的？同時我們也復原歷史發生的現實的空間。我們不會單純地説一個歷史事件， 而是先給它一個場，如發生時候的天氣、光線、空氣濕度等等，然後什麼人發生什麼事，我們盡可能地讓歷史的原貌有始有終。
記者：我看 《甲子》有兩個感覺，一個是讓歷史本身來説話，第二個是它的背景是宏大的，但它的出發點一定是著眼于個人史的一些東西，我想知道你們選取這些素材的時候有 什麼依據嗎？您剛剛所説的那些屬於時代質感的符號，您選取的時候是以什麼為標準的呢？你如何判斷它就是屬於那個時代質感的符號呢？
陳 曉卿：那肯定是那一年發生的，如民生方面的指標，比方説物價、穿著、時尚這些東西，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立刻就能在當中找到一個坐標點。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熟悉的事情陌生化，把陌生的事情熟悉化"。這種敘述方式更像新史學的敘述方式，如威廉《見證o影像志》曼切斯特的《光榮與夢想》，他的敘述也是"把 熟悉的事情陌生化，把陌生的事情熟悉化"。他會説到尼克松，但他説的是尼克松小時候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尼克松這個符號大家肯定是知道的，為什 麼把他放在那個年代來説，其實就是把陌生的事情熟悉化。
記者：我曾經在網上看到有關《甲子》的一個採訪，上面提到《甲子》這一系列要持續做12年，每年都是同樣性質的工作，帶來了一些創作激情降低之類的問題，於是你們就試圖通過更換編導來解決，那麼在實際操作當中，你們又是如何做的呢？
陳 曉卿：其實就像我們的現實題材永遠都做不完一樣，歷史題材也是永遠做不完的。比如説我們做過1960年了，今年如果再做1960年，我們完全可以找到全新 的內容，這是沒有問題的，它的分母太大了。我沒覺得疲乏，還是有創作激情。我們的這個創作團隊也比較穩固，會一直做下去。而且做《甲子》的同時我們也做其 他節目，如去年我們做了《我們身邊的三十個細節》，也是這種方式，但是加進了人物訪談，更多地像一個名詞解釋，比如説喇叭褲是什麼等等。
記者：《甲子》是一個很大的系列，每期也有很多集，那你們做的過程當中，是採用分集導演的辦法還是整個團隊一集一集來？
陳 曉卿：兩種情況都有。電視的産品特性還是比較強的，這種生産的模式確定下來之後，最好就是固定的幾個人來做，它會避免走很多彎路。最明顯的優點是，它能最 大限度地避免資料的重復使用。一些好的影像資料，放在今年也行，明年也行，如果是同一個導演，他連續做了好幾年，那他會把這些資料有效地分佈到各集當中， 不會"打架"。
記者：《甲子》播出以來，受眾的反響如何？
陳曉卿：因為我們這個欄目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欄目， 基本上不是正常的時間點能看的，所以更多地要從音像製品的銷售情況上去看。《甲子》的銷售非常好，業界的口碑也非常好，而且每年從第二年開始做，中央領導 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審片。因為以史為鑒嘛，大家都喜歡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一面鏡子。
記者：《見證o影像志》在晚上一點多播出，這個時間點不太好，這個欄目需要遵循央視的"末位淘汰制"嗎？
陳曉卿：不要。我們不在那個裏面。十二點以後的節目都不要遵循"末位淘汰制"。
記者：您以前接受採訪的時候説《見證o影像志》這個欄目，對受眾要求比較高，基本上是一個小眾化的傳播，而且還説它的受眾和閱讀《南方週末》的受眾有一定的重合。
陳 曉卿：這是別人研究的，好像是"零點"（調查公司）研究的。這不是我們自己説的。但這中間能不能找到一些共同點，比如説社會責任感，它不是一個淺表的電視 節目，它是紀錄片，比較深刻。而且我個人認為它有一些體貌特徵是屬於這個民族和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的，這是支撐我們做下去的動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電視上能夠體現這些價值觀的東西並不多。
記者：《甲子》這部片子因為老百姓都比較喜聞樂見，不管是誰都能在其中找到一些熟悉的東西，就像我看到自己親歷過的某些資料會覺得非常熟悉，有親切感。那是否可以説《甲子》在大眾和小眾當中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呢？
陳 曉卿：我們努力在做，其實還是將"陌生的東西熟悉化"的一個過程。努力能夠找到更多的觀眾共鳴點，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實每期《甲子》裏面都有一些硬性的指 標，比如説要有一部大家熟悉的電影，要有一首大家特別熟悉的歌曲，就是為了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我特別怕人家説通過我們的片子學到了很多東西。只能説我們在 單位時間內，盡可能多地給觀眾提供歷史資訊，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在一些共鳴背後，讓觀眾對歷史有一些更加立體的觀照，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目的。
記者：您曾經在《我們沒有完全失憶》的那篇文章中，把《甲子》比喻成家中的相冊，這是你們當初做這個系列的初衷嗎？
陳曉卿：的確是這樣，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的相冊，如果每個民族自己的相冊都像是照相館照的那種非常統一的一寸照的話，那是特別可悲的。《甲子》既是民族的相冊，也是家庭的、個人的相冊。
記者：《甲子》是您拍的自己覺得最滿意的作品嗎？您認為是否還存在著不足？
陳 曉卿：目前我是比較滿意的，而且《甲子》的文稿都是我自己逐字逐句改的。所有認識世界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如果這種方法有缺陷的話，我們會派生出另外一種 認識世界的方式，並用這種新的方式做新的片子。比如説我們今年在做的《歲月山河》，實際上是為了紀念建國慶六十週年，我們就用了一種完全新的方式來讀解。
我 們選擇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地圖上不存在的城市標誌，比如説深圳、攀枝花、克拉瑪依等。我們選擇了二十多個城市。這些城市的最大特點就是：之前的原住民非常 非常少，但是後來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搬遷過去很多人，建設起新的城市。這個時間的軌跡，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一直延續到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們選擇這 些城市，並且通過這些城市個體的人的經歷，就能看到我們國家六十年的發展是以多少人的青春為代價的。而且我們做的都特別接近老百姓生活，都是家長裏短的東 西。比如説有一集就叫《愛情故事》，就是講兩人怎麼樣談戀愛的，後來怎麼分開，最後又怎麼在一起的。這個過程就能反映一個城市三十年的變化：城市面貌改變 了，人們的觀念也在改變，各方面都在改變。
記者：您拍紀錄片這麼多年，從最初的《龍脊》《遠在北京的家》到《森林之歌》《甲子》，那麼您對紀錄片的理解或者説在您的創作中是否有一些一以貫之的東西？還是在不斷地變化？
陳 曉卿：我沒有刻意地去尋求這種變化，許多變化是外部環境造成的，像《龍脊》那樣的片子，現在拍不起了，大環境變了。現在電視産品化的特質越來越明顯，作品 化的特徵越來越少，潮流如此，是不以我們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做的《森林之歌》就完全和這些紀錄片不一樣，也是大環境要求的、上級佈置的任務。
記者：《甲子》到今年已經做了六期，完成一半了， 現在2009年的已經播完了，你們是不是已經在準備2010年的那一期片子了？後面幾期《甲子》，會有什麼調整或者變化不？
陳曉卿：我們一般都是到八月份才開始做下一年的節目，整整半年的時間，第二年的一月份播出。後面幾期《甲子》會按照這個不變的步伐走。正如威廉o曼切斯特在他的《光榮與夢想》一書的最後，引用菲茨傑拉德的話所説的："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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