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曉卿：講述《森林之歌》拍攝的故事

陳曉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北京青年報 2011年10月09日 11:2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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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我能找到研究金絲猴、熊貓、東北虎的專家，但是像研究日常能見到的松鼠啊、野豬啊、招潮蟹啊，沒有

　　記者：有時候美本身也是挺有力量的吧。我就記得我看《遷徙的鳥》，那些生命、自然的存在就特別有打動我的力量，光看那些鳥執著地飛我就覺得很動人啊。

　　陳曉卿：可是你看它那裏面給它們設置了多少障礙。有了醜之後才能看見美，有了暴力之後才能看到美，沒有特別單純的安靜的美。

　　記者：那就是説要拍什麼，都是你們之前就想好的？

　　陳曉卿：這是建立在大量科學考察基礎上的。現在做得不好的那些集，全都是研究的力量沒有支撐的那種。

　　記者：比如説有研究熊貓的沒有研究野豬的？

　　陳曉卿：對。其實我特想拍一個野豬，但咱們沒有研究野豬動物行為的，我找不到合適的人。我能找到金絲猴的、熊貓的、藏雪雞的、東北虎的，這些專家我都能找到。但是像日常能見到的松鼠啊、野豬啊、招潮蟹啊，沒有。我們是都到後期了才找到一本英文的書，講招潮蟹講得太好了，我們恨啊，當時怎麼沒找到啊！招潮蟹潮水一來的時候它永遠是舉著一個爪子，我們甚至不知道它這樣是幹嗎，實際上它在感受潮水離它有多遠，感受那種震動。這種細部多好啊。可我們拍的時候還不知道。

　　記者：就沒有研究這方面的人嗎？你們是把全國的這些科學家們都翻過了嗎？

　　陳曉卿：對。我保證沒有。特別可惜。他們不會去研究這種基礎的東西。我們的金絲猴為什麼故事講得那麼完整，正是因為西北大學的李寶國他在那兒，他有一個監測小組，長年在那兒看金絲猴，那些動物行為、社會結構，它的種群繁衍，都有詳細的記錄，而且他們做了研究。那麼找到一些相似的東西，就是每年的什麼時候容易發生什麼，這就給我們的劇本寫作提供了比較大的空間。

　　記者：這東西是挺難的，《遷徙的鳥》也被攻擊得很厲害，“那都是假的呀，那些鳥都是他們訓練出來的。”

　　陳曉卿：《遷徙的鳥》它的過程也非常偶然，不是説雅克·貝漢他熱愛鳥他就拍這個了，他是一次旅行，偶然地在加拿大認識了養鳥的人。他們訓練那些鳥到什麼程度，到了他們的發動機只要一開，那些鳥就要飛，因為會得到獎賞。而且永遠是在他們三角翼的旁邊在飛，特別特別好。雅克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我聽了特別感動，他説他拍完《遷徙的鳥》，都公映過了，第二年他到荷蘭去度假，在那濕地上家裏人把帳篷都搭好了，然後天邊突然飛來了幾千隻雪雁，他抬頭看，那些雪雁都直直地衝他飛過來了，嘩，落得滿地都是，就是他曾經拍過的。他説：“片子掙錢還是不掙錢，這片子有影響、沒影響，口碑好壞，都不重要，就在那一刻，這些都不重要。”這個紀錄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恥（笑）。

　　記者：那《遷徙的鳥》它開始也是有很完整的劇本嗎？

　　陳曉卿：有。也説了很多話。但到最後就剩了一句話：“遷徙，是一個關於承諾的故事，一個關於回歸的承諾。”

　　■並不是每一棵樹苗都有見到陽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記錄下這些，不能説不是一種幸運

　　記者：你的編導肖葳説：“國人最缺乏的是對生命的尊重。”楊小肅，航拍原始森林深處峭壁上的銀杉王的那個，寫過一句話也很美：“當飛機在畫弧線的節骨眼上，雲縫中投下一束陽光，恰巧照亮老銀杉所在的山脊！那畫面，由不得你不肅然起敬……”有網友就説：《森林之歌》那些鏡頭，“絕對是深深被自然感動的人拍出來的。”

　　陳曉卿：如果有人能看到這一點，我們就特別欣慰。這是我們每一集裏都想表達的東西。人上了歲數，總是不由自主地關注生死問題。曾經有朋友説我博客中的“故鄉地理”部分一度充滿了死亡氣息。其實，強調見證過的消逝，正是為了讓自己平靜地看待死，愉悅地享受生。有時候，我會覺得我這一代人的生長很像我正在記錄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間，每年要萌發出無數個生命，有的因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為木秀于林遭到風摧……在熱帶雨林裏，每年每公頃土地上有15萬棵幼苗生根發芽，其中僅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長成大樹。並不是每一棵樹苗都有見到陽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記錄下這些，不能説不是一種幸運。

　　當然我們做到的也肯定只是淺表的。就像好萊塢的大片一樣，你讓它多麼深刻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太商業了。深刻一點還是去看歐洲電影吧。其實現在國外也有其他的製作動植物紀錄片的模式。2007年上海國際電視節的自然類紀錄片大獎就是法國的一個片子叫《伽克拉瓦》（中文名：《紅螞蟻———昆蟲王子》），非常有非洲的人情味兒，充滿了人文感。

　　記者：那它那種模式是什麼樣的？

　　陳曉卿：它不是按照情節設置那種，不是講故事，而是帶你去看。你就像看一個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一樣，特別有韻味。看著太浪漫了，這是一種生活，這是一種內心的平靜。其實像《遷徙的鳥》，像《企鵝日記》，它都是帶非常濃重的法國味的、歐洲味的自然類紀錄片，是足以跟DISCOVERY抗衡的。但是它們的投資都巨大。

　　■喜歡拍紀錄片的人，大部分人還比較純情，有點兒勁兒

　　記者：現在《森林之歌》拍出來有沒有讓央視得到什麼鼓舞，以後會不會再拍下去？

　　陳曉卿：那只能問領導，起碼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的重播啊。

　　記者：那你團隊裏的編導呢？

　　陳曉卿：他們喜歡，當然很想再拍。因為拍紀錄片是一個讓人特別上癮的職業。雖然拍“森林”的過程中間，有兩個人的家庭實在受不了了，分手了。它對我們的正常生活可能都會提出新的問題。但是我能夠感覺到，他們挺喜歡做這個事情的，有點兒百折不撓的那個勁兒。

　　記者：是，你説過：“從這些人身上，我能夠隱約看到十幾年前的自己，那時的我，外表上還有理想、抱負以及職業虛榮心。”

　　陳曉卿：喜歡拍紀錄片的人，大部分人還比較純情，有點兒勁兒。其實在臺裏有很多人有這種理想，他要把能夠體現媒體尊嚴的東西推到公眾視線眼前。

　　像我們做的《見證》這個欄目，它實際上挺棒的，它的社會意義也好，單純的製作也好，其實都是非常精良的。就是非常遺憾，養在深閨啊。

　　記者：我看你的博客裏好幾次看你提到“體制裏的隱忍”。

　　陳曉卿：其實這個也不能叫隱忍。中央電視臺它提供的這個平臺也是挺重要的。我們用中央電視臺的隱性資本用得挺多的、挺狠的，如果不是中央電視臺拍，這個片子2000萬都拍不完，或者會更多，3000萬都拍不完。

　　包括像我們《見證》欄目播出在深夜，我們有一些怨言。但是其實我們也懂，這是臺裏對紀錄片的一個保護。如果我們進入晚上12點鐘之前，就進入那個“末位淘汰”，就會更多地遷就觀眾，更多地……它搞不好就犧牲了，這個東西就不存在了，的的確確是。

　　記者：可沒多少人看到這些多可惜。它是人類情感和人文氣質的一個營養，我是這麼看紀錄片的。

　　陳曉卿：國外像BBC、ZDF（德國電視二台）、法五、NHK這些國家電視臺，在黃金時間肯定都是紀錄片，不會播電視劇。咱們的電視臺要做一些商業電視臺的經營。如果我是領導，我也要想：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哪個重要？所以做這行的我覺得盡可能不要站著説話不腰疼，有一個平臺就夠了。中央臺算好的了。看看地方檯，哪還能找到紀錄片的影子啊？

　　我從小到大，生命裏面總有一個榜樣。我到這個部門來是追隨我一個偶像，他自己是做紀錄片的，但這些年他自己就不做了，然後給像我、像《發現》、像《人物》這樣的節目的編導們，他做一個空間，讓更多的人去做。實際上我現在要説的話也不怎麼拍。

　　記者：其實你現在做的是跟他一樣的事。

　　陳曉卿：這都和這種影響是有關係的。説“偶像”可能有點兒過，但是我認同這種做人的道理，我可能努力地也往這個方向去做。也有幾次，給我50萬塊錢讓我去一個地方，我當時挺興奮的，就去了，但那種傻節目我接受不了啊。老天爺讓你在這兒呆著你就呆著吧，在這兒呆著就盡可能給我的那些徒弟輩兒的，給他們處理好一些事情，讓他們有更廣闊的創作的空間。

　　所以我的想法和他們的想法肯定不一樣，比如他們拍完了都特興奮特開心，播出的當天在北京的幾個人就在我們八樓“森林集中營”，做飯，吃，大家喝酒，都説了很多的話，回憶自己這三年或者四年。然後輪到我了，我説：“我只想説一句話，這四年都特別平安，沒有缺胳膊斷腿兒，這是讓我心裏邊平靜的。”我的話永遠都是煞風景的，大家那頓飯吃得很壓抑（笑）。

　　實際上這是我們從拍“森林”裏自己悟到的，我覺得我們對自己命運的那種把握太弱了，更多的時候，我們只好信命運。好在我的命還挺好，不是特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