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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中國,生機勃勃但也在艱難跋涉,國家開始實行糧食定量。而到1959年,劉效禮剛剛開始他的高中生活的時候,三年困難時期開始了。饑餓,似乎成了所有中國人在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劉效禮當然也無法倖免。對糧食的渴望強烈得刻骨銘心,以至於劉效禮對自己在各個時期吃過的定量數字都記得很清楚:高中時最低到了18斤,到部隊是45斤,進中央電視臺算半體力勞動者是34斤。高中時的18斤,只夠劉效禮半個月的口糧。當時他還是濰坊二中籃球隊隊長,每打一場籃球,會有二兩地瓜面窩頭的"補貼",但這遠遠不夠應付饑餓的肚腸,"放到嘴裏一嘬就沒了"。劉效禮只得走90里路回家,千方百計尋點借點糧食,背上返回學校。有一次,在村裏當保管的本家四叔帶著他和母親跑遍了全村,最後進了村裏的倉庫,一看,也是空的,只有墻角還堆著些長著綠毛的地瓜幹,一稱,7斤。劉效禮背著這僅有的收穫回濰坊,在中途的河裏洗了洗上面的綠毛,坐在河邊生著就吃了起來。
親人偉大、無私的愛,在最困難的時候接濟過他的父老鄉親們,已伴著艱難的歲月深深地刻在他的記憶裏。艱苦的日子使他加深了對這塊土地的理解。他就是一棵樹,與紮根的土地有著一樣的性格。母親一輩子與人為善,去世的時候全村舉喪。父親認為吃飯剩飯就是傷天理,掉到桌子上一粒米都會撿起來放到嘴裏。多少年來,每次從北京回老家,他都要去看望當年沒少接濟他的鄰家四媽,留下幾百塊錢。四媽堅決不要,如果被他硬塞著只得收下,也會收拾一籃子雞蛋,説什麼也要他帶回北京來吃。 淳樸根本不用教,看在眼裏,就會記在心裏,流到血液裏。劉效禮做總編導,從來不發火,他覺得大家想得比他好,所以他領導下的團隊"絕對是撒下種子就能發芽"。這,有點像母親。劉效禮吃盒飯,吃不完的米飯絕對不扔,要帶回家煮粥喝。這,有點像父親。劉效禮向來知恩圖報,而付出卻都不圖回報。這,有點像鄰家四媽。他自己這樣説:"這些都是長期傳下來的,想去豪華呀,腐敗呀,還不會呢。根就是這樣的。"
質樸、直接、友善、堅毅,故鄉的水土賦予他人格的魅力。他在電視界有口皆碑的號召力和凝聚力來自於此,他的輝煌和成就也來自於此。劉效禮寫解説詞,原則就是老百姓怎麼説就怎麼寫。在那個播音員的語調都高八度的年代,他的寫法和思路顯得清新自然,頗為與眾不同。在早期,只要是出自他手的作品,絕對不會説毛主席和某某合影留念,只會説毛主席跟某某照了相。因為他知道,那時的老百姓哪兒懂什麼是合影留念,而照了相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虛假的東西。一次,在審看一部反映邊防掃雷工作的片子時,他看到一個排雷戰士的正面鏡頭,就大聲喊停,質問攝像:"你又不可能站到雷區裏面去,這鏡頭是怎麼拍出來的!"
劉效禮的生活中還有很多東西都帶著故鄉的印記,這使年過60的他仍不乏童趣。鄉音自不用提,他還愛看家鄉的報紙,《壽光日報》每週給他寄一次報紙。一次,上面登了文章説人在大笑的時候全身有80塊肌肉都在運動,他竟然都要琢磨一下到底是哪些肌肉。除了做片子,他最愛的是挖野菜。這是上高中時留下的習慣。為了填飽肚子,那時的他可沒少四處挖野菜,曬乾後碾成炒麵,餓的時候就塞一口。1962年7月6日他入伍那天,父親到學校去送他,他留給父親的除了一套被褥,就是半口袋野菜炒麵,父親緊緊抱著那個口袋,流淚了……也許正是這件事使他産生了"野菜情結"吧。北京正在修建的奧林匹克公園裏有大片的空地,原來就是農田,長滿了野草野菜。而這兒離劉效禮的居所不遠,一有空,他就到那裏挖野菜。"你不知道,野菜多極了。苦菜、曲曲菜、掃帚菜……跟我老家一樣一樣的!涼拌,包包子,都行。前幾天我還吃了一頓苦菜,正新鮮呢。"他興奮地説著,像是一個孩子。
他拍片子靠的是軍人的作風和精神。他從軍營邁向更廣闊的人生舞臺,又以帶著軍人氣魄和風骨的作品回報軍營。將軍永遠是個兵,一個老兵,一個好兵。
當我問他:"您身上有哪些成功者的素質"時,他卻講起了他的部隊生活:"我哪有什麼素質。如果有什麼對我幫助大的話,那就是我可不是學生兵,我過了4年4個月扎紮實實的連隊生活……"
就是在父親抱著半口袋野菜炒麵淚流滿面的那天晚上,劉效禮和其他同年入伍的濰坊籍新兵一起登上東去的悶罐車,到煙臺後又換乘汽車,經過一天一夜的顛簸,抵達了膠東半島昆崳山深處的某部新兵三連。那是個以保家衛國為最大光榮的年代,但劉效禮從軍是急於脫離那18斤定量、野菜炒麵、地瓜幹組成的日子。初進軍營,在入伍動機教育中,他就坦言自己入伍動機不端正。他説自己選擇入伍,的確主要是因為"餓怕了"。所以,即使班主任苦口婆心地勸他參加高考,甚至把准考證都塞在他的手裏,他還是堅決地選擇了入伍通知書。
剛下接兵的汽車,連長就過來問誰願意到炊事班去。為求一飽而來的劉效禮第一個舉起手。但是他萬萬沒想到,在那些日子裏,解放軍也挨餓,當炊事員也不例外,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多吃蒸玉米餅時粘在屜籠布上的渣子。餓得出虛汗都是很正常的。冬天,班長晚上帶班回來,就鑽到儲藏室裏,實在沒什麼吃的,就找凍蘿蔔來啃,裏面都是冰喳子,老遠都能聽見嘎吱嘎吱嚼冰的聲音。最讓劉效禮難忘的是,一天副班長王建功把他領到連隊的儲藏室裏,拿出一塊拳頭大的紅糖,給他沏了一碗濃濃的紅糖水,説:"喝了它,這個也解餓。"與饑餓同步的還有極其艱苦的訓練。由於戰備形勢緊張,連隊組織緊急集合很頻繁,有時一晚上好幾次,一會兒要扛著無後坐力炮往山上跑,一會兒還要套馬車。即使在嚴冬,一場緊急集合下來,一拍棉襖,汗水就直往臉上濺。苦是真苦。既是煎熬,也是礪煉。就像鳳凰涅槃一樣,劉效禮就在吃苦燃燒的過程中開始領悟到軍人的真正含義,完成了好鋼成刃前最關鍵的淬火。19歲的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嶄新的人生篇章已經拉開帷幕。 1966年10月20日,劉效禮接到了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報到的通知,此時的他已是老兵了,要他脫掉已經穿了4年4個月的軍裝,離開甘苦與共的戰友和同志們,他怎麼舍得?連長髮火了:"你怎麼不明白,到了北京,貢獻比這兒大!"他才戀戀不捨地去辦了退伍的手續。這時,中國的電視已經8歲了,可是劉效禮從來沒聽説過這種東西,直到進了北京後,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招待所裏,劉效禮才平生第一次見到電視機:"原來就是個木頭匣子,裏面放電影呀。"他想不到自己將從此與這素昧平生的東西相依相伴,一幹就是近40年。劉效禮説:"有人問我,到底是電視選擇了我,還是我選擇了電視。咳,我都不知道什麼是電視,我怎麼選擇電視?倒不如説是連長為我選擇了電視,其實那時不要説連長,就是軍長師長也沒有看過。可能就是‘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
也許是有一點運氣,但顯然這並不是全部的原因。1967年的春天,由他撰寫解説詞的第一部紀錄片《蘭考人民戰鬥的新篇章》問世。這年"五一",首都百萬軍民遊行慶祝勞動節,領導指定劉效禮負責報道這一重大活動的解説詞寫作。在混錄間裏,他與著名播音員趙忠祥、虹雲配合得非常順利,圓滿完成了報道任務。走出混錄間,趙忠祥就對別人説:"劉效禮將來不得了。"僅僅半年時間,這個電視臺裏新來的年輕人就讓人刮目相看。從操槍弄炮的士兵到舞文弄墨的電視人,他的角色轉換仿佛是水到渠成。説起自己能夠很快上路的原因,劉效禮歸結為兩點:興趣和勤奮。前者是天賦,而後者則來自4年4個月部隊生活的錘煉。電視臺的資料室成了劉效禮的"第二宿舍",他常在那裏伏案研究老同志的解説詞,孤燈為伴,漫漫長夜,一遍一遍地學寫解説詞,手指都磨出了厚厚的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