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第一集 簡介
本集將德日二戰後在政治和民眾層面的反思過程進行了梳理，日本戰敗初期由美軍佔領，美國先是利用天皇的權威來統治日本，導致對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隨後的冷戰又使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合作者，時代遭際以及日本幾乎未曾改變的上層結構，使得日本失去了徹底反思的機會。而德國，戰後的第二代人在知道歷史真相後，極力揭開歷史瘡疤，勇敢面對這段歷史。
解説詞：
二戰，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約二十億人口被捲入戰爭，僅在亞洲的主要戰場——中國，戰爭造成的傷亡人數就達到三千五百萬人。戰後，世界從未停止思考，如何才能不再走向戰爭。而作為二戰的兩個主要發起國德國與日本，在戰後的七十年間，又如何面對戰爭的責任與教訓呢？
2014年，德國總理默克爾來到清華大學演講，針對二戰德國罪行她説：歷史歷歷在目，沒有人能夠撇清關係。每個德國人都必須反思自己在過去的作為和不作為，“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德國正視歷史的做法是對的，可以讓後代不要重蹈覆轍。”
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出訪波蘭，在猶太人殉難碑前驚天一跪，昭告世界德意志民族承擔歷史責任的決心和勇氣。
戰後，德國向受害國家和民族共付出了超過1000億美元的鉅額賠償，它還與波蘭法國等國家，以共同編寫中學歷史教科書等方式，實現了民族和解。
2005年，二戰勝利60週年之際，一座大屠殺紀念碑在柏林市中心落成。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説：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
德國，通過70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民族的自我救贖，已經成為歐洲重要的領導力量之一。
而日本，在戰後幾十年時間裏，卻因修改教科書，不承認侵略罪行的右翼言論，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而與亞洲鄰國不斷發生衝突。
2014年，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國會表決，修改憲法第九條解釋，為日本集體自衛權鬆綁，引起世人關注。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要把失去的日本找回來，這是他現在提的口號。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看安倍的做法，就想起我們在二戰前受的教育，然後一直走到戰敗，有看著之前的歷史的感覺。
同期聲：
朕深鋻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
1945年8月15日，所有的日本人都凝神靜氣，等候天皇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他們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日本已經戰敗。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我們一般人認為8月15號，日本投降了。其實天皇的講話裏頭，沒有談到一點關於投降戰敗的概念，沒有任何一個這個概念。
天皇在這份終戰詔書中説，世界大勢于我不利，而且同盟國一方又使用了殘虐之炸彈，為了億兆之赤子，不得不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宣言。同時，天皇也再次重申了當初發動戰爭，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等於説他對這個戰爭仍然沒有任何一點的反省，覺得這個戰爭是我們是領導東亞去解放的戰爭。
二戰即將結束前，絕望的日軍陷於為天皇玉碎的狂熱，美國希望通過外交上的努力説服日本無條件投降，以減少美軍的作戰損失。
徐焰（國防大學教授）：因此美國和日本兩軍在太平洋上激烈廝殺的時候，實際上在瑞士的森林裏邊和酒館裏邊，美日兩國代表其實一直在談判。談到1945年5月，美國駐瑞士的總代表杜勒斯向日本海軍派駐瑞士的談判代表講了一個條件，就是日本還要接受無條件投降，但是美國有一條諒解，就是可以保留天皇制。
1945年8月30號，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飛抵神奈川縣厚木機場，作為實際上單獨佔領日本的國家，美國將給日本戰後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麥克阿瑟在戰場上見識過喊著天皇萬歲捨身赴死的日本軍人，因此誓言剷除軍國主義。在麥克阿瑟的干預下，日本制訂了《和平憲法》，不允許保留軍隊，不承認交戰權。
這張麥克阿瑟和天皇的合影，帶給日本人無可名狀的心理衝擊。曾經萬世一係的現人神天皇，站在麥克阿瑟身邊，正襟斂容，矮小瘦弱。這讓日本人強烈感到，他們真的敗給了強大的美國。
而麥克阿瑟此時卻已決意利用天皇的權威幫助美國順利實現統治。
那麼，究竟由誰來承擔日本發動戰爭的罪責，遠東軍事法庭，最終鎖定了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期的首相，已經卸任的東條英機。
步平：當年的很多國家也提出來，應當審判天皇。天皇是最主要的責任，1945年前的天皇是一個國家大元帥的天皇，他是有權力的。所以東條英機在被抓起來的時候，一開始在他的言論，他還曾經講我們都很尊重天皇，天皇是我們的最高元首。
東條的回答引起了首席大法官的注意，於是，日本政要們開始大造輿論，將天皇描述成一個傀儡，並由美國人出面，派人給東條英機傳遞信息。
步平：所以下邊就給他遞過信息去，説不要這樣講了，你應該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身上，所以東條英機以後就改變了講話，就説一切都是我來作主，我來承擔。那麼這種情況下就造成一個思想上很大的混亂，究竟誰是責任，誰有戰爭責任？
在東京審判接近尾聲的1948年，冷戰大幕已經在歐洲和亞洲落下，美國人轉而決定變日本為它在亞洲的反共防波堤，遠東軍事法庭草草收尾。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西方不是這樣，在紐倫堡審判了多次，審判的罪犯很多，但是東京審判這25個人，結束之後就停下來了。原來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被抓起來的當年有一百多人，以後陸陸續續全部釋放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次年，美國與日本簽訂《日美安保條約》，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合作者。1952年，美國對日本佔領結束，右翼和軍國主義開始復燃。
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遺書被結集出版並大受追捧，各種戰記文學廣為流行。1953年，吉田茂內閣的文部大臣公然在國會中説，我不準備評價大東亞戰爭的善惡，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國為對手打了四年仗，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證明日本人的優秀。
與此同時，一批甲級戰犯及戰前舊官僚走上了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舞臺。
岸信介，甲級戰犯嫌疑犯，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戰爭中，他先在偽滿洲國掌握經濟大權，回國後在東條內閣中負責戰時經濟與全國的軍需調配。就在東條英機等七名戰犯處以絞刑的第二天，岸信介獲釋。1955年，岸信介參與組建日本最大保守政黨自民黨，兩年後，當選日本首相。
岸信介執政時的兩大政治訴求，就是修改憲法和日美安保條約的改定，為了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把日本綁上美國戰車，他不惜拼上性命。1960年 6 月，650萬日本人走上街頭，反對這一條約， 30多萬群眾包圍了首相府，岸信介安然坐在家裏喝酒，他説，就是死也要安保改定。此時，六歲的安倍晉三就在他的膝前。
岸信介生前極力主張修改憲法，讓日本擺脫戰敗者的形象。安倍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説，我的政治DNA更多繼承了外祖父。
姬田光義（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在日本，甲級戰犯嫌疑犯的岸信介還能當上總理大臣，而德國至今還在追究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罪過。
戰後的德國也曾面臨與日本類似的情況。國家百廢待興。人民忙於建設國家，無暇顧及追究戰爭責任。
胡琨（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博士）：剛剛經歷過二戰那一輩人，他們作為失敗者，他們認為審判，會認為這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他們認為審判本身是不公平的，他們也認為對於德國來講現在最大的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完善主權，歷史問題有爭議，或者説我們不去提它。
轉折發生在1960年代，戰爭親歷者的下一代成長起來了。由於德國在戰後建立了完善的法制體系，從法律層面，對戰爭責任的追究一直在持續。
胡琨：在63年到65年進行的奧斯維辛的大審判，這個過程中把大量屠殺猶太人的醜行曝光於世了，這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是特別大的。對於年輕人來講，這是他們從來沒有想象到的事情，居然自己的父輩做出了這麼醜陋的行徑，所以他們開始覺得羞恥，所以他們就很勇敢地站出來要清算這些反思這些曾經犯下的惡行。
呂森（德國歷史學家）：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聚集在一起，去了解曾經發生過的事。孩子們對父母進行了激烈批判，父母為自己進行辯護，互相大吼、哭泣。你為父母的罪行、為納粹的罪行感到負疚的時候，你該如何才能夠去面對呢？
1968年11月7號，德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在大庭廣眾下給了原納粹黨員，時任西德總理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這是年輕一代對上一輩所犯罪惡的直接控訴。
1979年，德國取消了對納粹謀殺罪行的追訴時效，至此，對納粹犯罪的追究將無限期繼續下去。
2009年，在德美合拍電影《朗讀者》中，年輕的主人公，在法庭上偶遇一位故人，她在戰爭時期曾受聘到納粹集中營擔任看守，因為對這份工作恪盡職守，而導致了猶太犯人的死亡。電影探討了，一個普通德國人，一個盡職盡責的人，非故意間接犯罪是否應該被懲罰？答案是肯定的，每個人，都要對他在戰爭中的行為承擔後果。
而在日本，社會大眾對這場戰爭又經歷了怎樣的認知過程呢？
蔣豐（旅日作家）：日本其實某種意義上，他們很多人有説不出來的一種冤屈的心理，他不認為他是侵略， 日本人回憶起這場戰爭的失敗的時候會渲染兩顆原子彈，日本人會渲染東京大空襲，有各種各樣紀錄片，來表現這種東京大空襲，他會不斷地表現這種場面。
對大多數普通日本民眾來説，日本失敗于盲目擴大戰爭，而自己才是戰爭最大受害者。
戰爭一結束，第一任內閣首相，皇室成員東久邇就提出了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説大家都要思考，都要懺悔，我們為什麼把仗打敗了，你看他思考懺悔的不是發動戰爭的責任而是把戰爭打敗的責任。
50年代起，日本經濟飛速發展，迅速從戰後廢墟中崛起，經濟的提升，在振作民族士氣的同時，也讓保守派們開始對戰爭認識翻案。對日本戰時外交起過重要作用的神川彥松就曾公開説，只強調戰爭責任，會把日本人都培養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須修改對戰爭的評價。
胡琨（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博士）：日本主要是因為他的官僚體系，他以前的政治體系並沒有被摧毀，美國人雖然在日本按照他們的體系也重構日本的政治體系框架，但是他的政治生態是沒有變化的，以前的那些人該幹嗎還幹嗎，而且日本這種軍國主義思想不像德國納粹時間那麼短，他這種軍國主義思想從明治維新之後一直存在。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 不是有“大東亞共榮圈”嗎，認為日本解救了亞洲的受苦難的人們，相信這種説法的還大有人在。
60年代爆發的越南戰爭帶來了改變，電視上慘烈的戰爭畫面，讓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開始重新思考二戰中的加害責任。
步平：這個時候他們就想到另外一個問題，當年日本軍隊在中國不也是這麼一種狀態嗎？所以他們在想我們現在在反省戰爭的時候光講戰爭給我們帶來很多災難，還不夠。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加害。
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思考不能影響到主政者。
戰後至今，日本最大的保守政黨自民黨屹立政壇長達50餘年，這個自創建伊始即由戰前官僚主導的政黨，從未帶領人民真正地反思戰爭。而冷戰，也隔絕了國與國之間對戰爭責任追訴的可能。
1972年，原本鐵板一塊的冷戰格局出現鬆動，尼克松訪華。同年，田中角榮就任日本首相，他與外務大臣大平正芳頂著黨內眾多反對的聲音來到北京，進行建交的試探。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田中角榮，他本身也是自民黨的，政治態度他是右的沒有問題，但是他呢，就覺得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是要和中國改善關係。
而田中在訪中的第一番講話中，僅用“添了麻煩”一詞表示對二戰的反省。
田中講話：
在戰爭中給中國人民添了麻煩，我表示深刻的反省。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在那以前他講的話每到一個關鍵的地方都熱烈鼓掌，到那個地方一下子肅靜了。
事實上，自50年代開始，中日兩國已經開展了二十年民間經濟往來，兩國人民積累了彼此的好感。而現在，政治家們必須直面敏感的歷史問題，經過反復協商，雙方達成共識。中日聯合聲明強調，日方對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進入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亞洲各國的戰爭受害者紛紛開始向日本追討戰爭賠償，1995年，恰逢二戰勝利50週年，執政的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在自民黨的反對壓力下，經過反復斟酌，就日本的戰爭責任發表了迄今為止，最具突破性的講話。
村山講話：
由於進行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和痛苦。我謙虛地接受這段歷史事實，並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當年他講話的時候，我們國內還有很多人批評，意思是説態度不是那麼明朗，或者不是那麼深刻。但是要知道他是在日本那種社會下，所以他畢竟是頂了很大的壓力，必定反映了相當多的進步力量的聲音。
2013年4月，安倍晉三上臺後表示，將不會原封不動地繼承村山談話。而2014年，安倍又突然表示將會繼承村山談話。同樣的，針對1993年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關於慰安婦的談話，安倍也先是指責這一談話給後來者帶來麻煩，表示要調查和推翻，兩個月後，迫於國際壓力又表示繼承。
蔣豐（旅日作家）：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講説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我們在正式的文件正式的場合裏邊對中國有過22次道歉，但是日本的道歉非常有特點，每一次道歉以後幾乎不出一個月總要有另外一方面的我們所説的右翼的政治家要站出來對這個事情進行否認。
美國《外交》雜誌採訪安倍時評價説，有時安倍晉三看起來像是兩個不同的人：一個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安倍，支持修 訂歷史教科書、質疑“慰安婦”問題、質疑遠東軍事法庭的合法性。另一個是務實的安倍，聲稱要同中韓兩國進行接觸、合作。這兩個安倍同時呈現在世人面前，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安倍，人們到底應該如何解讀這兩個安倍間的轉換呢。
出爾反爾，搖擺不定的表態，反映的是日本一些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對歷史缺乏誠意的態度。而這帶來的，是日本社會總體風向的右傾化，以及對一些重大史實的認知日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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