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第三集 簡介
本集詳細講述了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載體——靖國神社的前生今世，分析今天日本政治家如何利用靖國神社來鼓動民意。同時，也通過翔實事例，講述了戰後德國人，如何面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污點，如何建立起真實的民族認同。
解説詞：
靖國神社，這個位於東京鬧市區的著名神社，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正在成為撼動地區和平的一顆定時炸彈。
這裡供奉著246萬自倒幕運動到日本近代歷次對外侵略戰爭中戰死的人，其中包括十四名甲級戰犯，從1945年至今，共有15位日本首相來此參拜了68次。
（紀實同期：靖國神社前的右翼分子）
第125代天皇萬歲
每年8月15日，靖國神社總會成為各方勢力表達和傳遞自己思想的舞臺。
蔣豐（旅日作家）：每年到8月15號，日本戰敗的這一天，日本的政治家來，日本的黑社會也來，日本的右翼團體也來，滿大街暴力團的街頭宣傳車。我説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風景。
二戰期間，日本軍人在戰場上狂熱玉碎的場面讓美國人震驚又不解，在這部1944年美國人拍攝的紀錄片中，探尋了這種軍國主義與靖國神社之間的聯絡。
紀錄片同期：天皇對日本人來説，是用最神聖眼光仰視的神。戰死後被祭祀在靖國神社，是日本人的最高榮譽。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靖國神社就是軍國主義的一個依靠。
靖國神社是天皇為紀念為他戰死的軍人而創辦的國家神社。國家神道宣稱，日本是神的國家，天皇是現人神，日本民族以其絕對優越性，負有統治全世界的神聖使命，因此，國家發起的戰爭都是聖戰，為戰爭而死的人必須得到隆重的祭祀。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戰前靖國神社是一個國家的神社，或者説國家用神社這個形式來動員民眾去參戰的一個機構。
與其它神社不同，靖國神社由陸海軍省直接管轄。戰死者的靈魂進入靖國神社，可以受到天皇的參拜。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你們是為天皇陛下獻出自己的生命，你們不是白死，日本非常鄭重地把你們供到靖國神社裏。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這個靖國神社顯然不能存在，因為它本身就是軍國主義的一個機器，所以戰敗的時候，美國開始也是想，麥克阿瑟那時候想燒掉它。
這是1944年美國戰後計劃委員會的一份調查報告：靖國神社並非宗教，而是培養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主義精神的場所，必須予以廢除。
就在美軍進駐日本的前一天，陸軍省負責神社事務的官員秘密拜訪東條英機，尋求他對處理靖國神社的意見。東條英機的答覆極為堅決：靖國神社必須永遠存在，天皇親拜必須保留。
於是，靖國神社展開了自救行動。這是時任靖國神社宮司橫井時常當時的錄音。
橫井時常（原靖國神社宮司）：為了圓滿從事，就改成對方喜歡的形態。改成純粹宗教的形態。名稱叫什麼都無所謂。廟啊宮啊都行。
他向盟軍宗教事務負責人遊説：靖國神社可以變成一個民眾娛樂休閒的地方，靠遊玩消費活下來。就這樣，本應被剷除的靖國神社得到了一線生機。
1945年12月15日，盟軍總部發佈神道指令：廢除國家神道，實施政教分離，斷絕國家與宗教的關係。
事實上，就在此前一個月，預感到陸海軍省將被撤銷的靖國神社，匆匆忙忙為兩百多萬二戰戰死者舉行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招魂儀式，而這兩百多萬所謂的戰爭英靈，就成為日後日本右翼政治訴求的一個載體。
從1969年開始，自民黨利用戰爭遺族的推動，在國會中六次提案，要求靖國神社國有化，企圖恢復靖國神社原有的地位。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這二百多萬人他背後家屬更多了，因為自己的親人為日本犧牲了，按理説本來有一個很崇高的名譽。也很好的待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國家又不管了。所以就鼓動這些人，發出很多抱怨的聲音，要求國家來管靖國神社。
由於在野黨的強烈反對，靖國神社國有化的提案連續六次提出始終未能通過。於是，自民黨又提出讓政治家參拜以提升靖國神社政治地位的迂迴策略。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我們就莫不如動員政治家們去參拜靖國神社，動員外國元首也去參拜靖國神社。如果這個要變成了現實，這不等於變相地變成國家管了嗎。
自民黨還掩耳盜鈴地將參拜區分為正式參拜和私人參拜。
步平（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誰能説明你是正式還是非正式，所以後來日本法制局就被迫提出來一個標準，四條。你參拜的時候要寫上你的身份的話，你就是正式參拜。寫上你的名字就是私人參拜。你帶著隨員坐公車而不是自己開車去，就算正式參拜，你自己開車就算私人參拜。
1979年，日本媒體突然宣佈，二戰時的14名甲級戰犯，已經在一年前被秘密合祀進靖國神社，這是執政黨玩弄的另一個小花招。早在五十年代，他們就通過修訂法律將所有因戰爭死亡的軍人定義為公務死亡。1965年，厚生省將14名甲級戰犯的合祀祭神票送到靖國神社，但因為關於靖國神社國有化的爭論十分激烈，為了不引起社會輿論上的麻煩，一直拖到1978年才秘密將這14名戰犯進行了合祀。
甲級戰犯的合祀，讓靖國神社問題在20世紀八十年代，驟然尖銳起來。
1985年8月15日，二戰勝利四十週年之際，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公職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他參拜了以後知道中國反彈很強烈，於是乎他就想挽回了。
解説：在一次會議上，中曾根做了如下發言。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就説一個人做事情很有可能會遭到反對，他説我就做了這麼一個思想準備，你們可以拿泡沫什麼東西往我身上潑吧，我是做了這樣一個思想準備。
1986年8月14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後藤田正晴發表談話，表示為了回應國內戰爭遺屬的情感訴求，同時強調要重視國際關係，考慮各國國民的感情，決定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
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經濟持續衰退，民族主義成為提振國民精神的一種手段，否認戰爭、將承認侵略視為自虐史觀的右翼思潮大行其道。靖國神社變成了政客們表演民族主義、取悅民意的一個舞臺。
2001年，小泉純一郎當選日本首相，自此連續六年參拜靖國神社，使日本與東亞各國的關係降至冰點。
劉德有（中華日本學會名譽會長）：曖昧啊，只是一種手段，不是民族性，你看日本人動不動什麼對不起啊對不起，但到了關鍵時候，他不説對不起，那是牽扯到他的利益問題了。
2013年底，二度當選首相的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次年，他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拜謁太平洋戰爭中的陣亡者墓碑時，聲言要遍尋日軍在太平洋的足跡，表示對戰死者的感激與尊敬。
蔣豐（旅日作家）：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悼念死難烈士的事情，靖國神社已經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現場，已經成為了一種日本右翼的意識形態的一種工具，這才是核心問題。誰要想獲得選票，誰就在8月15日這一天來參拜靖國神社。誰要想獲得一種潛在的國民的支持和右翼包括財閥的支持，誰就到這兒來。
同期聲：這個沒有標價
多少錢
這是日俄戰爭的。
每逢週末，靖國神社前的跳蚤市場上，這些舊日本軍隊的遺物，軍服，軍號，軍人手冊等物品，都有不少人光顧購買。
在靖國神社裏的遊就館裏，正進行著“大東亞戰爭七十年展”。當年侵華日軍將領們的照片和他們的所作所為，被做為英雄事跡陳列在館內。
鳩山由紀夫（日本前首相）：日本國民不了解這樣的事實，從右翼分子到一般民眾都説去參拜靖國神社到底有什麼不對，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經歷了艱難的思想鬥爭，才決定只有甲級戰犯是有罪的，其他人是無罪的，日本國民卻無視了這種感情，中國人民當然會生氣。
安倍晉三曾辯解，他參拜靖國神社是為全世界各國戰死者祈福，在這個供奉著殺人者，侵略者的地方，這個解釋正是日本不能誠實面對歷史的最好寫照。
在德國柏林市中心，矗立著一片由2711塊水泥柱組成的紀念碑群，紀念碑上沒有任何文字。整個紀念碑群足有四個足球場大小，沒有一般性建築的主要出入口，高低不一的灰色水泥柱隨著地形波浪般起伏，像一座座巨大的石棺。這是德國為在二戰中遇難的猶太人所建的大屠殺紀念碑。
在國家政治中心的心臟位置，建立如此龐大的碑林，來紀念當年納粹暴行受害者的舉動，在德國國內經歷了漫長的爭論。
1988年，一位德國女電視記者向社會發出倡議，在柏林原秘密警察總部的遺址上，為納粹時期的被害猶太人建立一座紀念碑。
呂森（德國歷史學家）：最早提出意見的是一個女性，她給自己起了一個猶太名字，她並不是猶太人，她稱自己蕾阿·諾許，這是個猶太人名字，她就是用這個猶太名字提議建立這座紀念碑。
蕾阿·諾許的提議引起了社會爭論，首先，要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強化德國人的罪責意識。其次，在秘密警察總部這個加害者遺址上建立一座被害者的紀念碑是否合適。德國統一之後，原秘密警察本部成為了展示納粹資料的中心，蕾阿·諾許所屬的市民團體隨即建議將紀念碑建立在柏林墻曾經所在的空地上，希望將大屠殺作為東西德合併後的共同記憶。而這，再次引起了關於建與不建的激烈爭辯。
1998年，德國總理施羅德決定由聯邦議會來決定紀念碑的建造，一年後，聯邦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建碑決議，並向全世界徵集設計方案，經過討論，最終選定了來自美國的猶太建築家艾森曼的設計，最初的方案是一個包含了4000多塊石碑的巨大迷宮。
呂森：方案發佈後，下一項爭論開始了，因為它的表達過於強烈，以至於政府説，這對人們來説太難以接受了，於是他們又進行了一些柔化處理。
最終，墓碑數量被削減至2711塊。2005年5月10日，經歷了17年的等待，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終於呈現在世人面前。
艾森曼曾經解釋，無論是水泥碑數量還是形狀，都不具有任何象徵意義，它所要傳遞的，是一種撕裂的感覺，如同那些集中營裏被納粹從父母身邊強行帶走的兒童一樣。碑群所矗立的地面，也故意修建成起伏不定的形狀，就是為了讓參觀者行走其間時，內心體會到一種強烈的不安。
呂森：德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本國首都為戰爭受害者建立紀念碑的國家。是我們殺害了猶太人，那座紀念碑就立在我們國會的旁邊，明確提醒著歐洲猶太人所受到的殺戮。
1992年，德國藝術家德姆尼希將一塊銅板鑲嵌在科隆市政廳前的路面上，上面刻有《奧斯維辛法令》的第一行。此舉吸引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加入，成為著名的 “絆腳石”運動，人們在曾經遭受迫害的猶太人住所門前，鋪設刻有他們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的銅板。
呂森：學生們在城中四處尋找，尋找猶太人曾經居住過的住所，當然，所有的猶太人都已經被驅逐，其中大多數遭到了殺害。學生們是怎樣做的呢？他們在這些地方立起小小的石碑，上面寫著“這裡曾經居住過一個猶太家庭”，以及這個家庭的名字。
姬田光義（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德國各地都有受害猶太人的紀念碑，日本有嗎？幾乎沒有。因為政府不做這些事情，又影響日本社會對歷史的認知。
同期：天皇萬歲（天皇）
（希特勒：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日本和德國，都因極端的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發動了二次大戰。日本用否定和模糊戰爭責任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民族認同，而德國，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肅清，近乎嚴苛。他們又如何平衡罪責意識和民族的自我認同呢？
這是1945年4月，美國佔領軍組織當地德國居民參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大屠殺罪行時的場景。這些德國居民為自己民族曾經犯下的罪行所震驚。
呂森（德國歷史學家）：二戰結束時，德國人完全不喜歡自己的民族身份。正是在民族的名義之下發生了這些罪行，那麼你還願意繼續屬於這樣一個民族嗎？在這個名字下數百萬人被屠殺。
前聯邦德國總統海涅曼甚至宣稱：我不愛這個國家，我愛我的妻子。
1985年，德國女記者楊森·尤萊特給許多德國人發出一封信，請他們回答一個問題，你愛德國嗎？這個看似簡單甚至幼稚的話題卻在收信人中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拒絕回答，有人憤怒申訴，還有人心緒不寧，很多人突然感到強烈的傾訴慾望，紛紛回信。楊森後來把回復信件集結出版，書中總結了回信者的感受，身為德國人是痛苦的。德國社會由此開始討論，經過戰後數十年對二戰納粹罪行的痛苦反思後，德國該怎樣克服過去歷史，形成新的民族認同。
呂森：在德國中部，有一個叫魏瑪的小城鎮。這個地方代表者德國文化的巔峰，許多知名的德國思想家、作家都生活在這裡。但它的另一側就是布痕瓦爾德。布痕瓦爾德是納粹建立的一個集中營，數萬人在這裡死去或被殺害。這兩者都屬於同一個德國的歷史，並且它們相距那麼緊密，這是非常典型的。這就是我們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認識。就是説，它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
對於德國戰後對戰爭責任的認識過程，歷史學家呂森有一個著名的三代人理論。第一代人回避責任，第二代人認為，自己應該承擔起全部罪責，而第三代人則有了更加理性的歷史觀。
呂森：我的孩子們對德國對人類犯下的罪行、對二戰的可怕有著清醒的認識，但他們並不感到負疚。他們知道這確實是德國人做的，他們坦然接受，這是一種新的態度。
今天的德國，既不因在現實中取得的成就，而忘記它在歷史上對人類犯下的罪責。也不因承擔發動戰爭的原罪而妄自菲薄。反觀日本 ，一直在模糊和淡化戰爭責任，不惜傷害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以保持虛假的民族歷史認識，兩種不同的態度，必然導致它們與周邊鄰國，在戰後數十年發展中關係的不同走向。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地區的和解與和平從未如此重要，昔日的戰爭魔鬼怎樣才能消除當年被侵略國家的恐懼和憎恨，重新得到他們的諒解與信任呢？認真反思歷史，真誠對待他國，是贏得別人理解、尊重和認同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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