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萬點擊率的意義

2011年，正值中國紀錄片誕生100週年之際，以央視紀錄頻道開播為標誌，沉寂多年的紀錄片開始強勢逆襲，國內紀錄片無論節目産量、觀眾規模還是帶來的經濟效益，都創造了歷史。各省市電視臺也開始跟進，整飭創作隊伍，恢復紀錄片生産。當然，目前電視媒體努力的方向更多偏重類型化紀錄。2013年，央視紀錄頻道將開闢周播時段《紀錄電影》，每期90分鐘，正好是一個標準電影時長。欄目側重播出國內外影展獲獎的經典紀錄片，這也使得電視播出平臺的紀錄片內容選擇和風格選擇更趨於多樣化。

與此同時，寬帶互聯網的發展，讓視頻網站對紀錄片這種有著穩定觀眾群的片種青睞有加。

生活在“自媒體”時代是幸運的，自由發聲的權利，讓有表達慾望的作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攝錄器材的輕便簡潔，更讓“人人都是記錄者”成為可能。網上一部名為《畢業後的大多數》的紀錄片，影片把目光對準了一群大學畢業生，他們正在為生活奔波，作者也許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影片由幾個獨立故事組成：首先是一對為考研拼搏的戀人。女友在頂樓上洗衣服，在地板上切菜做飯，她希望男友能順利考研，但同時她對兩人感情生活的未來，沒有確切把握；另一個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穿著廉價西裝，如數家珍地向客戶介紹樓盤的戶型、小區環境、物業服務，自己卻住在遠郊的平房裏；還有幾個年輕人，選擇去遠郊做法律志願者，在清貧枯燥的生活裏，建立起了溫暖的友誼……

《畢業後的大多數》在製作技巧上還不是十分成熟，許多畫面語言段落，處理得過於草率。然而，真實，以及能夠與拍攝對象平等交流，是影片最吸引觀眾的地方。

最難忘的一個主人公叫劉家秀，和其他人不同，他大學一畢業，就和女友結婚生子。迫於生活的壓力，小兩口去了陜西某縣做了中學教師，劉家秀認為這就是命運。

從農村走出來的劉家秀有一個熱愛文學的父親，小時候，父親總是對他説：“孩子，爸爸的文學夢想全部寄託在你身上。”小時候劉家秀的作文總能得到老師的讚賞。如今，中文系畢業的劉家秀只能生活在偏僻的市鎮中學，忙碌，平凡，生活的重擔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只有在看到自己幼小的孩子時，他才會想起自己曾經對文學的熱愛。他指著兒子對著鏡頭苦笑著：“我的文學抱負，就在這裡啦……”

獨立導演徐童也把自己的《老唐頭》放在了網上，完成了《麥收》、《算命》之後，這部《老唐頭》是徐童“遊民三部曲”的終篇，影片展現了一個老人和屬於他的那個時代的共同遲暮。

《老唐頭》是一部讓人百感交集的作者紀錄片，徐童像一個冷靜的旁觀者，聆聽著一位八十多歲老者的絮叨，並且通過老人幾個子女過年回家團聚的一段短暫時光，曖昧地表達著人性的艱難。這個1950年代的鐵路工人曾經充滿著理想，然後又不得不一次次向生活低頭。在兒女面前，他長者的威嚴已經隨著歲月的磨礪一點點坍塌。

只有在回憶中，他的眼睛裏才會迴光返照地閃爍些亮色。在這裡，獨立導演“為一個時代做歷史書寫”的可貴之處顯現無遺。

此前，徐童的作品更多是在國外電影節展和國內一些影像沙龍放映，觀眾規模相對固定。網絡傳播的結果，不僅讓徐童收穫了幾十萬點擊率，還讓他看到了人們對這部影片的解讀，“讓我看到了紀錄片作為媒介的意義。”徐童説。

金腰帶沒了，金馬獎來了

在國際紀錄片界，作者紀錄片和媒體紀錄片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媒體紀錄片更看重觀眾和市場，會在故事敘述構建以及節奏把握上，遷就觀眾的視聽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作者紀錄片則更強調獨立的價值判斷以及人文的立場表達，製作人更強調社會責任感和認知價值。一些著名的電影節展或側重前者或側重後者，很少有交集。但不管哪類電影節，都會聚合大量的製片人、投資商和播出平臺代表，製片人也都竭盡全力，希望找到更多的資金。

出生在加拿大的導演張僑勇，父母都是中國台灣人，2007年，他的《沿江而上》曾經引發了國內紀錄片界的關注。一年後，張僑勇在電視上看到，中國選手鄒市明獲得北京奧運會48公斤級拳擊比賽冠軍，這讓從小習練中國武術的他深感振奮：中國國內居然也有拳擊比賽？國內拳擊訓練的主要途徑是什麼？它們會不會和中國武術有某種關聯？

他委託製片人溫托尼克和大陸民營製作機構“中視遠方”先期進行實地調研，並確定四川省拳擊隊會理訓練基地為拍攝地點，選取了兩位運動員為拍攝對象。在國際市場爭取到足夠的資金後，攝製組開始了長達一年半的拍攝。和很多作者紀錄片一樣，沒有人知道故事未來的結局，攝製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跟隨式地拍攝。

張僑勇使用的是《歸途列車》的攝影團隊，採用5DⅡ作為基本攝影器材，極淺的景深、銳利的畫質讓整個影片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氣質。尤其是拳擊臺上的多機位拍攝，在復原現實場景的同時，又讓比賽呈現出酣暢淋漓的視覺效果。影片的細節捕捉也非常出色——年輕的兄弟倆選擇了各自的道路，默默分別時，站在馬路邊，一個近景，兩人雙手指背輕觸，這是拳擊比賽之前的禮節性致意——對他們來説，拳擊有時是一場具體的比賽，有時是他們人生的競爭。加拿大的剪輯團隊更為影片增色不少，純熟的剪輯技巧給整個影片賦予了故事片的外觀，起伏跌宕，節奏變化豐富，這完全得益於充裕的資金運作。

就在此片剪輯即將完成時，兩位選手的教練齊謨祥宣佈，即將參加一場職業拳擊比賽，這位告別業餘拳壇近十年的選手，突然要參加強度更高的職業比賽，壓力可想而知。導演團隊得知消息，大膽地放棄了原先的結構，把齊教練作為全片的第一主人公，重新構築影片，生活的戲劇性本身往往是作者化紀錄片真正的魅力所在。

雖然齊謨祥在全片高潮的比賽中，被日本職業選手打敗，但在生活裏他並沒有倒下，而是迅速投入了選拔拳擊新人的工作。這打動了台灣金馬獎的評委們，最終《千錘百煉》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評委會主席劉德華半開玩笑地説，儘管教練齊謨祥丟失了WBC亞洲金腰帶，但攝製組得到了金馬獎的補償。

頒獎禮上，中視遠方製片人韓軼首先感謝了國家廣電總局——這部影片是國家廣電總局為獨立製片人立項的第二部國際合作紀錄片。對於獨立製片人的政策，國家影視主管部門的態度也悄然發生著改變。

國內紀錄片超常規發展的真正幕後推手，正是國家的紀錄片産業扶持政策，政府主管部門繼電視劇和國産動漫産業之後，又為紀錄片打造了一塊誘人的“政策洼地”，而紀錄片真正的繁榮，也需要更加豐富和多元內容和題材呈現。

“生態多樣化是紀錄片繁榮的重要標誌，就像我們的生活裏有喜有悲一樣，不可能所有的紀錄片都討人喜歡。”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教授張同道認為，獨立製片人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媒體紀錄片側重消費，而作者紀錄片重視認知，兩者對紀錄片産業發展都很重要。什麼時候我們能夠以一顆兼容並包的平常心對待不同類型的影片，那才是真正意義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