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西安亞洲民間影像年度展（XAFF2012）6月14日——7月15日在西安舉行，集中公開放映了包括《鐵路沿線》、《老狗》、《差館2》、《父親》、《遍地烏金》、《同學》等在內的亞洲地區的40多部優秀作品。影展特別邀請並放映了紀錄片基金項目“CNEX”出品的紀錄片(編注：據新華社報道，CNEX是由兩岸三地熱愛紀錄片的人士組成的非盈利機構）。借助陜西文化産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及旗下的陜文投影視公司等機構推出，本次影展成為了中國西安國際民間影像節活動季的重點活動之一，也為民間影像作者創作交流搭建了一個更大的平臺。

　　影展期間，一場題為“民間影像版權意識和未來發展”的論壇上，由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張獻民主持，香港藝術中心總監鄺佩詩，CNEX執行長蔣顯斌，策展人曹愷、董鈞、王磊，影評人張亞璇，導演杜海濱、黎小鋒、王超、劉健、王楊等20余位受邀出席了論壇，就民間影像的“實驗性”、播出渠道以及版權、售賣等相關問題展開了討論。

　　張獻民表示，“去年在有關民間影像新一輪的研討之後，出現了若干問題卻同指一個方向：紀錄片的最高標準是否存在？是否需要去除雜音、建立語言範式包括影像語言的範式？是否存在一個絕對的客觀或真實，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描繪和接近它？這些問題的提出，揭示著電影對思想性的新一輪要求。”

創作

紀錄片缺乏實驗精神？

　　對話人：曹愷（策展人）、王超（導演）、王楊（導演）

　　倒退十年，中國民間紀錄片重要特徵，就是與專題片式紀錄片的創作法背道而馳，叫做“直接電影”。“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源於上世紀60年代美國紀錄片人羅伯特德魯等人區別於劇情電影的主張：攝影機永遠是旁觀者，不干涉、排斥一切可能破壞生活原生態的主觀介入。因“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出現，對“擺拍”形成反作用。長期以來，大眾對民間影像存在著誤解，認為民間影像就是批判的代表。策展人曹愷覺得究其根源，作者們太愛“直接電影”的規定動作。他説：“同一種題材，用何種語言來闡釋，鮮有人動腦子，大部分人都喜歡用‘直接電影’的方式來描述，很少用非常規性的語言來描述。另外一方面，創作語言模式的建立跟作者自身的知識結構和素養很有關係。”

　　那麼，創作語境單一是不是因為對傳統繼承不夠呢？曹愷解釋説，民間紀錄片對傳統的繼承並不缺乏，卻嚴重缺乏實驗精神。曾經拍攝《安陽嬰兒》、《天國》的導演王超對此表示贊同，“同樣是紀錄片，國內創作者敘事語言非常刻板陳舊。時空打亂、後現代的敘事方式在國外就非常普遍，實驗精神是國外導演基本的藝術素養，有實驗背景的大師，後續的作品才會富有多樣性。”中國在1980年代曾經出現過所謂的探索電影，很快就曇花一現了。王超覺得實驗精神的丟失，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商業因素，另一方面是（作者）對自我的一種悲憫心，你太想關切這個事件，很多的同情心、關懷的人性，這種直面的先入為主是令人質疑的。”

　　但民間紀錄片不過十幾年，“總結性發言”是否言之尚早？曹愷分析説：“民間紀錄片歷史太短，老的一批還不至於進入博物館，下一撥人無法為上一代定論。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當然不可以用‘實驗性’來簡單評判作者。有的作者終其一生只用一種創作語言模式，也可能會形成他特有的風格以及線性發展；而有的作者則在創作中逐漸尋求‘波浪式’的變化，這也與作者在某一個階段對某種語言的傾向性有關。”

　　作為新生代的民間影像代表，80後導演王楊更強調自我意識，“我開始創作時，民間影像已經很強大，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前輩，但是就實驗性來講，我不願為了實驗而實驗；就主觀還是客觀而言，還是主觀觀念佔主導。我曾經拍攝過一部片子叫《地上-空間》，是拍攝西安城鄉接合部，有一部分還非常幼稚，裏邊有大量的空鏡，有人認為它很實驗，但我認為那是我的摸索狀態，我自己進了那樣一個空間，希望能夠找到更主觀的電影語言更準確地描述真實，而不是現實。”

　　作為曾經一次影展的選片人，曹愷談了自己的體會，“雖然大多數參選紀錄片是‘直接電影’、口述史這些描述方式，我們依然選了一些比較‘實驗性’的影片，比如張夢奇的《自畫像》，當時我們很糾結，為了給年輕人機會，愣是把一些老同志，像叢峰、林鑫、顧桃的非常棒的片子拉下來，為的就是能多樣化一些。我認為紀錄片的概念太寬泛了，真的不要排斥任何一種可能性，像王雲龍的片子，類似報告文學的拍攝方法，雖然傳統，也是要有的，還有像鄭闊的片子，很像焦點訪談。在紀錄片的一個大範疇裏，各種文學性、藝術性，許多種相互交匯時才能産生實驗性。尤其是專題片，不要因為某些專題片做壞了，就一概而論，其實民間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專題片。” 

傳播

民間作者版權意識淡薄？

　　對話人：鄺佩詩（香港藝術中心IFVA總監）、黎小鋒（導演，同濟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教師）

　　來自香港藝術中心IFVA的總監鄺佩詩有著10多年的民間影像操作經驗，從IFVA走出了很多像賈樟柯和彭浩翔這樣有開創精神的國際導演。談到民間影像作者對版權意識的淡薄，鄺佩詩表示很惋惜，“這麼多年來，我們只出版過5張DVD，很多導演之前都沒有意識，他們經常會用到別人的影像和音樂，他們之前只是拍了自己想要拍的作品，沒有想過有一天會給別人放，版權不清楚的，在香港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在製作DVD時就出現了問題，這種情況我遇到了很多次。所以，我很想對參加比賽的朋友説，你若希望別人專注你的作品，就必須要注意使用別人的作品，如果你非要用別人的音樂影像，OK，請先搞定版權的問題。”

　　截至2012年4月統計顯示，全國共有2138所高校，影視相關的學院在其中比例巨大，影視觀摩課是影視相關專業必修的一門課。只要有播映，當然會涉及版權問題。有著導演和高校教師雙重身份的黎小鋒認為，高校價值觀存在相當大的問題。“高校普遍現象是，只認為大片值得收藏，民間影像卻無人掏錢。比如上紀錄片課，你不給放，學生也想看。所以老師只好花個十幾元錢買張盜版的，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鄺佩詩和黎小鋒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一個影像圖書館的概念。黎小鋒的觀點是：“影視機構裏有大量圖書館，如果（這些影視機構中）有2000家願意用買正版的價格來買一部作品，那這個作者就會有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可以用這筆錢投入到後續的創作中。”現階段民間影像良莠不齊，又如何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可以進入圖書館呢？黎小鋒建議説：“學校可以請一些專業影評人或者業界專家，出一點費用來進行這個考評和資料的整理工作。”

　　鄺佩詩舉了英國的例子，認為英國對影像資料的分類整理已經形成了相應的規模，以磁帶、光盤、卡片及書本形式建立、傳播和利用書目記錄，定期全面地報道國內外出版物，提供多功能聯機檢索並促進文獻著錄標準化； 基本上一個學生去到圖書館可以找到這位作者的文字資料和對應的影像資料，並且也能夠找到同時期同類型導演的資料類比。至於在香港，她表示，“香港電影資料館資源很少，大部分都是商業電影，希望5年之內，能製作一套完整的獨立影像圖書館系統，在裏邊，你只需付很少的費用就可以找到導演的作品的影像，應該有更多的人希望看到，所以，總體上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如果完整的圖書館資料系統能夠在未來幾年建立，那麼意味著個體的散兵遊勇的創作者可以進入國家影像體系，不僅能夠給專家提供學術上的評價和論證，而且能夠滿足一部分對民間影像熱愛的專業觀眾無處購買、缺乏對作者的詳細了解的缺憾。

市場

新媒體拓寬生存空間？

　　對話人：鄺佩詩、蔣顯斌（美國，CNEX執行長）、曹愷

　　民間影像始終有一個逃脫不掉的終極問題，你拍給誰看？很多作者不屑于市場。但沒有了市場，回收不了成本，作者的持續創作就更加艱難。對於民間影像舉步維艱的市場推廣，鄺佩詩也深感無力。她解釋説：“原來民間影像的傳播渠道很單一，除了參加電影節就是影展，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市場。”她著重強調了原本處於零食地位的短片市場，“一直以來長片市場比較傳統，佔據霸主的地位，香港本來也是商業片的天下，藝術片真的很難做，短片基本看不到市場。但由於新媒體的介入，使得短片生存空間多了很多。除了在電影院放映，在電視臺有不同的頻道可以播放，除了電視頻道，還有手機、飛機、大型商場等媒介都值得一試。而且最主要的是，短片的成本很低。”CNEX曾投資參與製作的紀錄片《音樂人生》、《街舞狂潮》，以及代理髮行的《乘著光影旅行》市場反饋都很不錯，CNEX執行長蔣顯斌經常出入各大國際紀錄片市場，他介紹説：“我們其實經常犯的錯誤是，銷售是等到片子拍完了以後再考慮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觀念同步”的概念：“不光是要做到前期投資商、製片人、導演製作觀念同步，而且在商業計劃部分要儘量做到細化。應該能夠將紀錄片類型化，分成專屬市場。我經常會去一些國際市場，我發現紀錄片還是人文藝術、科學方向的購買量大。我知道現在國內也在緊跟腳步，蘇州就有一個紀錄片産權交易市場。這都是非常好的現象。”蔣顯斌透露，“微紀錄片在未來會大有發展，因為新媒體出現後，快速、隨時隨地就變成了優勢，微紀錄片成本低並且方便收看。”在這一點上，曹愷也非常認同新媒體樣態，他隨即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劉健的動畫原創長片《刺痛我》，一經上線已經有了50萬的點擊量。現在《刺痛我》已經基本收回成本。

　　不管如何，民間影像是退而求其精神寫作，還是進而佔據一片市場，都將為民間影像後來者預留了更多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