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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長青
看完這部長達168分鐘的紀錄片，我相信，凡是有良知的人，他的心應該是不平靜的。這部紀錄片應邀在上海復旦大學放映之前，我曾有過擔心，因為要讓一個人，在168分鐘的時間裏，靜靜地坐在那兒看完一部紀錄片，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大學生們。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現實是,在偌大的電影放映廳裏，幾百名非常挑剔的大學生們，以他們的方式，用激情接受著《平衡》，用熱血擁抱著《平衡》。以至於在放映後的那幾天裏，在整個復旦大學的校園，可可西裏，扎巴多傑，野牦牛隊，藏羚羊，幾乎成為了大學生們談論的主要話題。
我以為，在今天紀錄片的創作中，有關生物多樣性方面題材的紀錄片是不多見的，而把人與動物的命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這樣的紀錄片更是不多見。而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很好地完成了這一結合。
看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就如同你在關注可可西裏，關注扎巴多傑，關注野牦牛隊，關注藏羚羊。《平衡》中，無論是可可西裏的自然風光，還是扎巴多傑、野牦牛隊以及受到人類無情傷害瀕臨滅亡的藏羚羊，他們的處境，他們的命運都不得不讓你産生聯想和思考，尤其是片中作者對人類理想目標的關懷及人文主義色彩，無時不在啟迪著人們在認識自己的生存條件和與生俱來的力量與弱點，無論是誰，只要認真觀察，就會從彭輝的《平衡》中發現自己，了解自己。難怪當《平衡》在北京小範圍播映時，一位在北京廣播學院正準備考研究生的大學生看完該片，便毅然放棄了考研的準備，自費去了可可西裏……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真實地感受和真實地體會到了，在殘殺藏羚羊和保護藏羚羊的鬥爭中，人類對自己歇斯底裏醜惡的放縱與麻木，同時也傾聽了，在一種悲壯與凝重的氛圍裏藏羚羊的保護神——扎巴多傑和他的野牦牛隊的無助與無奈，並在一種不輕鬆的故事情節的展開中，折射出他們生存條件與現實環境的苦澀。的確《平衡》中的現實主義手法令人感覺到他對時弊的尖銳剖析，“真實”得有點殘忍。但正是這種“真實”得有點殘忍的真實中，一種真實生命的涌動一種靈魂激情地昭示，使我們感覺到了彭輝紀錄片創作中所蘊臧的智慧，而這種智慧是彭輝思索的結果。
這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喜歡的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為什麼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呢？還是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解釋：因為人們愈思索，真理離他愈遠。人們愈思索，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樣。當人們從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門檻，他終於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唐·吉柯德左思右想，他的僕役桑丘也左思又想。他們不但未曾看透世界，連自身都無法看請。歐州最早期的小説家卻看到了人類的新處境，從而建立起了一種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説。
回顧這幾年我們紀錄片的創作，我相信每一位創作者，在題材的選擇上，人文主義精神、人文主義的關懷，毫無疑問都是我們這些創作者們高舉的大旗，但實際的情況是在這面大旗的輝映下，我們很少看到鮮活的人物，尤其是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出現。我以為，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中，最見功力的無外乎的就是人物形象地塑造。無論是小説、電影、話劇、繪畫等，都離不開有血有肉和真情實感的人。在中外文學藝術人物的長廊中，能在人們頭腦中紮下根來，能在人們口頭上經常傳誦的，我以為這些人物就是我們生活中自己的本質。所以，哪怕是上千年、上百年，這些人物以及他們的作品並不會因為時間的關係而過時，相反卻成為了我們今天生活的寫照與人自生對照的經典。那麼，説到紀錄片，我認為也毫不例外。
但遺憾的是在近幾年的紀錄片的創作中，我們很少看到有鮮活與豐滿的人物出現。就是在我們紀錄片圈內叫好，又到國外去參評為數較多的紀錄片中，對於在人物的塑造上頗見功力的紀錄片是不多的。就説那些得了獎，而且是鼓噪一時的紀錄片，有些也最多是把一個故事給講清楚了，使人們知道了，有那麼一個地方，人們的生存狀態是怎麼回事兒，那裏的風俗又是怎麼回事兒，如果紀錄片只是這種具有單一對生活場景的記錄的功能是不夠的。我以為這樣也叫做紀錄片的話，至少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因為人物的塑造依然是紀錄片創作的核心和靈魂。
澳大利亞紀錄片製作人鮑伯·康納裏、羅賓·安德森在1997年製作的紀錄片《隊伍中的老鼠》，當他們在回顧這部紀錄片的創作時，他們認為：“在拍攝與剪輯過程中，我們最關心的是認識事情展開過程中的關鍵人物。然後我們向小説家一樣，展現他們的心理活動和他們的人際關係。我們將完全敞開他們中的一切複雜性和衝突，一切人類本性決定下可能發生的事情。最終的結果是讓人物説話，也就是説在一切的不經意中，完成對人物的塑造。”
事實上，這是一種紀錄片創作的理念。鮑伯·康納裏和羅賓·安德森始終將這一理念貫穿在他們紀錄片的創作之中。
《隊伍中的老鼠》之所以在澳大利亞播映時引起轟動，就因為作品真實地展示了在市長辦公室裏發生的故事。觀眾在為作品歡呼的同時，認為他反映了我們生活的真實。
我相信，當彭輝的紀錄片《平衡》在公映之後，所引起的反響也一定是巨大的。因為彭輝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客觀地記錄了一位捍衛地球生命的角鬥士，並用生命的激情把扎巴多傑這樣一位當代英雄血淋淋地從可可西裏推到了我們的面前，尤其是片中跌宕起伏的情感展示以及情節發展的層層推進，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關於悲劇的名言：“所謂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開來給人看。”而紀錄片《平衡》正是把身處可可西裏高原的扎巴多傑撕裂開來給人看。
扎巴多傑是一隻高原的雄鷹。他的強悍，他的頑強，他的不屈不擾，便決定了他的精神家園屬於可可西裏，屬於生長在高原的野生動物，屬於野牦牛隊。因為扎巴多傑的精神家園，正如卡爾·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説：“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
從這個角度來講，扎巴多傑的精神家園是建造在人類與動物和諧發展與地球生命長存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因為在可可西裏，扎巴多傑已經不是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在完成著自身美的塑造。這時的扎巴多傑，已是作為人類的一個代表，在自己處境的一種不平衡中，用人類的共同精神，捍衛著人與生態的平衡，用人類共有的對自然美的理想捍衛著地球生命的平衡。因為只有具備了這種精神境界的人，他才能具有一種完整的人格力量與魅力，也只有具有這樣一種品格的人，扎巴多傑才會在西部工委前任書記索南達傑犧牲後，才有可能義無反顧的承擔起保衛可可西裏自然資源、野生動物的責任。無疑，可可西裏即是人類對象化的産物，也是扎巴多傑對象化的産物，而彭輝正是按照這種“美的規律”來拍攝《平衡》。
事實上，在彭輝的《平衡》中，扎巴多傑的這種責任並非是一種外化的形式在傳遞，或者説是創作者的強加，它是在一種無聲無息，層層遞進的不斷深入中，使觀眾對扎巴多傑這個人物，由認識到尊重，再由尊重,昇華到愛戴又到敬仰，扎巴多傑這個人物的形象，就這樣在觀眾的關注下，逐漸豐滿起來並深深地扎了根。
在2000年上海國際電視節上，當彭輝的紀錄片《平衡》放映完畢後，曾經以紀錄片《壁畫後面的故事》而聞名、現任山東電視臺副臺長的祝麗華説道：“《平衡》是我這幾年看到的最好的紀錄片，要在紀錄片的創作中，把人物刻劃得這樣鮮活，這樣的有血有肉而且故事又是這樣的耐看，的確不容易。”
我相信，作為同行，祝麗華説這番話是真誠的。
對現實中發生的種種現象進行一種理性的思考，是紀錄片創作者以良心為動力的。現實在發展變化，人們除了從歷史的角度對歷史作出評價之外，也應當從道德良心上對歷史作出評判。如果承認我們處在現實之中，承認我們的現實並非通體光明，那麼，紀錄片創作者就不能放棄對現實的責任，就不能放棄精神燈火對現實的照耀。光明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它是來自於人的良知，來自於人的良心。把現實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一個人、也是一個紀錄片創作者，敢不敢對現實作出一種理性追問，也是對自己良心的考驗。對於這個問題，我相信彭輝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裏的拍攝已經作出了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今天充滿著物欲利誘的社會。
用著名紀錄片專家朱景和的話來説：“彭輝的《平衡》，是一部以良心、理性與真情，採用紀實手法表現現實主義非常優秀的作品。而我卻認為這部紀錄片是彭輝直面現實的藝術勇氣及理性精神透視的結果，這一點，在我們當前紀錄片的創作中恰恰是最難能可貴的，難得的。”
客觀地説，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我們目前紀錄片的創作中，還處於一個薄弱環節。造成這種原因的根本是我們的一些紀錄片創作者，沒有把人物的塑造放在一個重要的創作地位，而是一昧地強調生活流程的記錄。試想，在一部片子中，人物都立不起來，這種生活的流程，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是這樣，哪的生活流程不都是一樣嗎？還用得著你去記錄？
注重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內心的挖掘，在彭輝以往紀錄片的創作中，也是一脈相承的。如前幾年拍攝的《王老漢和他的兒女們》、《空山》、《背簍電影院》等。
人物的塑造，在彭輝紀錄片的創作中均是作為故事發展的載體，因此，所有關於人的命運的悲歡離合，所有關於生活的艱辛與痛苦，都不是通過所謂的人們常説的生活流程來體現，而是緊緊地抓住人物這根主線來發掘主題，從而完成紀錄片記錄歷史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看完了《王老漢和他的兒女們》這部紀錄片，使我們從王老漢的身上看到了中國農村20年改革成功，在農村一個家庭裏的縮影；在《空山》裏，我們通過宋雲國、何通遠，使人們了解到了在中國四川北部旱魃肆虐一個叫空山壩的地方，並且通過這兩個人物，使我們感覺到了他們對水的尋覓，隱喻著人類對生存的渴望。以至於《空山》、《背簍電影院》，先後多次在法國國際視聽節、法國國際環境電影節、匈牙利國際視覺藝術電影節、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等一些頗有影響的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和提名，是不足為怪的。
我記得，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長、著名電視藝術家陳漢元先生在評論彭輝的《平衡》時，他説：“彭輝拍紀錄片，他對手中的攝像機，並非是在玩，而是在用心去感受、去體會。誰要去玩，在可可西裏那樣一個惡劣而又艱苦的環境裏是玩不出來的，不信你去試試。”
用彭輝自己的話來説：“我就是希望通過扎巴多傑這個人物，這個人物的思想，編織出一張能夠透視出人類在對待地球生命的關愛中，反觀自己行為與心靈的網來，從而進行思考。”
彭輝的這種思考正是《平衡》取得成功的基礎，而完全的成功是由於他把握了“真實是生命、激情是靈魂”的創作原則，使人們在一種冷峻、凝重與激情澎湃的168分鐘的時空裏，觸發著人們對可可西裏，對野牦牛隊的認知。我想，這就是彭輝的紀錄片《平衡》。
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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