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影視産品的出口類型中，紀錄片佔據較大比重。中國紀錄片的出口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也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然而，相對於美國探索頻道或是日本NHK的紀錄片，中國紀錄片的海外影響力依然十分有限。除去製作成本、藝術表現形式的因素之外，文化差異尤其是價值觀差異也是影響中國紀錄片海外市場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探討價值觀的差異對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影響。

    【關鍵詞】紀錄片；海外傳播；價值觀差異；影響

    紀錄片是海外觀眾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現實國情的重要渠道。隨著《西藏的誘惑》、《沙與海》、《最後的山神》、《老頭》等一大批中國紀錄片在國外的獲獎以及《復活的軍團》、《鄭和1405》、《故宮》等作品被國外片商購買並播出，中國紀錄片逐漸成為海外傳播中最重要的片種之一。但是，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數量和影響力依然不足。這與作品的質量有關，然而作品質量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我們認為質量上乘的作品，外國觀眾仍然看不懂或是不能接受，如很多文獻紀錄片。本文認為，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異，尤其是價值觀的差異。如果中國紀錄片的價值觀不能適應跨文化傳播，紀錄片本身就不能被海外觀眾接受，其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則難以實現。

    我國紀錄片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制約，其形式、內容呈現出與西方的紀錄片不同的面貌。這些價值觀的差異影響了我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效果。找到這些影響我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價值觀的差異，並對其適當做出調整，是海外觀眾接受我國紀錄片的前提和基礎；若忽視這些差異，中國紀錄片則難以被海外觀眾尤其是西方觀眾接受。

    重視功能性和重視真實性的差異

    重視作品功能性和重視作品真實性的差異源自東西方文化尤其是審美價值觀的差異。具體地説就是“載道觀”和“真理觀”的差異。在中國傳統的審美價值觀中，文藝作品的“載道”主要指“政治倫理之道”，有著較強的政治功利性。各類文藝作品總是將“善”置於“真”之上，而“真”卻被放在了比“善”次要的位置。對於音樂、文學、繪畫，都有“成教化，助人倫”的價值判斷標準，而純粹真實的藝術不被認為是正統的作品。

    西方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可以通過文藝作品的“真理觀”顯現出來。這與中國的“載道觀”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審美觀念中的“鏡子説”和模倣論，是“真理觀”的重要例證。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就曾認為“真理和美德是藝術的兩個密友”，英國新古典主義的代表約翰遜主張“文學須正確再現真正存在的和真正進行的行為”，真理觀強調文藝作品的真實性，這是西方審美價值觀的核心觀念。

    在中國傳統的具有功利性的審美價值觀指導下，偏重於政治宣傳和道德教化的紀錄片大量出現。“這類作品從題材類型和主題指向上都具有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與時事、政治聯絡比較緊密，有些甚至是命題作文，這是一種偏重政治話語建構的意義系統。這些節目從認識價值上尋求傳播效果，基本上是為了實現社會教育的目的。在目前我國的紀錄片（或專欄節目）中，這類節目成為主要內容，而且逐漸成熟，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完整體系”。從我國紀錄片的整體創作格局來看，偏重於政治宣傳的作品佔有很大比重。這些作品有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在這種重視“善”，強調功能性的價值觀影響下，我國相當一部分紀錄片的功能性遠大於真實性，曾長期被定位於“宣傳品”。在國外播放的中國紀錄片注重宣傳國家的進步和變化，遵守官方推崇的輿論導向或價值觀，有意忽略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作品的真實性受到西方觀眾的質疑。同時，由於紀錄片過於強調輿論宣傳，所採用的手法便是畫面加解説，也讓外國觀眾無法看懂。2002年四川國際電視節上，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評委便表達出了這樣的遺憾，他們尖銳地反問道：“為什麼看不到反映中國農村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內容？”同時，當西方觀眾一旦看到大量解説詞時，就會感到節目是在説教而拒絕收看。

    此外，中國的紀錄片過於重視道德説教。道德觀屬於人類的核心價值觀，影視産品不可能不涉及道德價值判斷，道德觀的傳播是影視産品對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過度的道德説教會讓紀錄片顯得生硬、不自然。紀錄片中出現的“高”、“大”、“全”式的道德英雄一旦出現在西方觀眾的視線中，就會讓觀眾覺得不能理解或根本不真實。同時，道德觀有很強的民族性、地域性。很多傳統道德觀和外國觀眾的道德判斷不一定吻合。

    當然，傳統價值觀在現代紀錄片的創作中依然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國紀錄片不能完全放棄它應有的功能性。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西方觀眾希望能夠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了解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紀錄片是西方觀眾了解當代中國的最好途徑。在紀錄片創作中給予真實性應有的地位，讓外國觀眾了解當代中國人真實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是中國紀錄片在歐美市場被接受的前提條件。如果無法克服價值觀的差異，任何的政治宣傳和道德教化都難以發揮作用。

    重直覺體悟和重邏輯推理的差異

    直覺體悟是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中較為推崇的思維方式，它是對世界的一種心領神會的感知方式。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直覺思維，中國的文學家、哲學家提出的“頓悟”、“明心見性”等都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對直覺的推崇。直覺體悟給人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主義感覺，它看上去是一種忽然徹底覺悟的思維過程，是一種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思維方法。中國的傳統詩歌、繪畫、散文都講究在仔細品味之後瞬間悟道，而不將作者的思想直白地表達出來，也不做嚴謹的説明。

    西方文化則重視邏輯推理。西方自古以來崇尚理性思維，理性思維是西方文化中佔據核心位置的思維方式，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欣賞都邏輯嚴密、注重具體實物。

    在中外紀錄片的創作中，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觀的差異也很明顯。影像方面，很多國産紀錄片有一種追求體驗式感性認知的影像語言的傾向。也就是希望通過有限的畫面，讓觀眾體悟到更多的意味、更深的意境。這種意義的獲得，是觀眾從豐富多義的畫面中悟到的，而不是通過內在邏輯嚴謹的畫面中直接觀看到的。如孫增田拍攝的《神鹿啊，我們的神鹿》，全篇結尾是一個人、狗、樹、林組合在一起的長鏡頭，使人感覺到一種淒涼和徬徨無措。《藏北人家》、《龍脊》這樣的作品，通過群山、白雪、草原、湖水、野鴨，給人一種中國山水畫的意境，讓觀眾在欣賞完自然景物後，體悟出導演內在的情感。與之不同的是，西方紀錄片在影像方面多追求清晰性和邏輯性，在畫面有邏輯的組合中衍生出創作者的真正意圖。如邁克·摩爾的《華氏911》中，在美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的情況下，導演通過布什總統在得克薩斯州度假的一系列快節奏、幽默的畫面中，密不透風地將布什的無能和其對布什的嘲弄表達出來，尤其是布什充滿孩童氣的伐木、遛狗、做鬼臉的畫面，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極具邏輯性和説服力。

    在敘事方面，很多國産紀錄片，尤其是專題片，都是主題先行，以某種主題作為統領全片的主旨，它們的講述方式是整體性和感悟性的，沒有很強的情節性，敘事的動機是一種潛在的內涵，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不斷領悟創作者的意圖，並産生出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紀錄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講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強調事件的戲劇性、邏輯性，在完整的起、承、轉、合中具有説服力地將創作者的意圖歸納出來，而不是通過畫面加解説詞直白表達。在邁克·摩爾榮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科倫拜恩的保齡》中，導演試圖追尋美國槍械氾濫的根本原因。現時超過兩億的槍械流通于美國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中，他們藏械的理由是為了保護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擊性武器反而引起他們的憂慮不安，有些人要將手槍放在枕頭下方能入睡。最極端的例子是，他們往往為了保護自己而先發制人，造成不少槍殺案件：倫常慘案、校園槍擊案等報道屢見不鮮。誰為發生的悲劇負責，究竟又是什麼導致了不斷發生的流血衝突和無人性的屠殺，難道是美國人天生傾向於暴力？影片把俄克拉荷馬爆炸案和科倫拜恩高中屠殺案中涉及的有關人員的採訪片段與新聞報道、演講，以及一個16歲男孩買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彈藥等種種和流血暴力事件有關的片段交織剪輯在一起，邏輯嚴密地顯示出槍支氾濫的根源——恐懼已經深深地紮根于美國人的精神中。

    重直覺體悟和重邏輯推理都是紀錄片的創作和欣賞中的價值觀，在這兩種觀念引導下都産生了優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覺體悟的審美價值觀給中國紀錄片帶來了理解難度，很多外國觀眾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情況下，很難對作品的主旨有一個準確的把握，或者認為我們強調的主題沒有説服力。邏輯嚴密的紀錄片卻大多敘事方法清晰，內容通俗易懂。中國觀眾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國紀錄片的時候大多能準確理解作品主題。在海外傳播的環境下，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要重視這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邏輯分析的方式進行敘事，適當調整我國紀錄片的影像風格，使其明晰化、確定化，在作品的精神追求方面儘量有普適性，能和西方觀眾産生共鳴，才能讓作品被更多外國觀眾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