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虎，6歲，家裏最有學問的人

55歲的查曉原是北京郵電大學“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畢業生，1982年分配到寧夏電信局。如果按照社會給他規劃好的路線，他現在應該是移動或者聯通某個分公司的老總。然而，一段支教經歷改變了查曉原的人生軌跡。

2004年8月，查曉原到西海固地區海原縣做了一年義務教師。“在這兒，我見到了真正的西北，真正的中國鄉村。”他開始嘗試著用DV攝像機記錄下自己生活的這個村莊。

老查有幾個電視臺的朋友，在技術上能得到一些指導，他決定自己拍一部紀錄片，“以前我看到電視裏播過一些關於鄉村的紀錄片，我覺得自己拍得能比他們好”。此前查曉原曾經下海經商，有些積蓄，經濟上的壓力不是特別明顯。

海原縣九道村6歲男孩虎虎成了查曉原的主人公。虎虎出生後不久，就被父親遺棄，母親是一個有智力障礙的農民，平時只有姥姥、姥爺照顧他。虎虎2012年上了學前班，影片開始的背景聲音是他背誦的課文，“小河流水清又清……”畫面是荒涼的黃土高原，虎虎正和母親一起挖草藥。這裡貧瘠得仿佛被世界遺忘了一樣，影片用直接電影的方法，平靜地記錄著這個西海固人家的起居。

貧困並不是影片表現的重點，虎虎身上的積極和達觀是真正吸引人的部分。這個6歲的孩子已經開始承擔家族中男人的責任：放羊、喂牛、挖甘草發菜、收土豆、拾柴火……物質匱乏絲毫沒有改變他樂觀的天性，院子門口有幾塊磚，他就能和小夥伴們一起把它鋪成宮殿，躺在上面，像個帝王；春天果樹花開了，虎虎找來一段繩子，爬上樹去造一個鞦韆，喊小夥伴們過來享受。他對世界充滿好奇，可以把自家的雞蛋放到樹梢鳥窩裏，也可以不知深淺地把土蜂窩招惹一下，儘管後果是被蜂子蜇得眼睛都睜不開了……甚至他生病時，作為家中“最有學問的人”，會向家裏人不容置疑地交待：“先給我找一片安乃近，要是等一下還不行的話，你們再給我來兩片四環素。”

多年前，侯德健為了比照台灣和大陸的人文生長模式，打過一個比方：在溫室裏，撒下一萬顆種子，會成活九千九百顆，而在原野上，撒下一萬顆種子，也許只有一百顆發芽，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議之處正在於此——溫室裏的樹苗最高只能長到溫室的頂部，而原野上的新芽一旦成長，就會參天。這個比方完全可以移植過來比喻東部發達城市和西部鄉村。

2012年的“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把最高榮譽授予《虎虎》。

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真實嗎

頒獎現場，查曉原顯然對結果有些意外，這是他第一次得到紀錄片最高獎項的鼓勵。老查自稱只是一個紀錄片愛好者，他甚至不知道製片人在攝製組裏的作用。在國外，像老查這樣用心記錄社會，以一個人為中心完成作品的紀錄片工作者有個統一的稱呼，叫“獨立導演”或“獨立製片人”。

十多年來，國內的獨立製片人屢次在國際電影節展上有所斬獲。這樣一批紀錄片，對解剖社會、記錄時代不可或缺。這也是我在主流媒體工作時，一直關注獨立製片人作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獨立製片人一直是紀錄片産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靈感來源，即便是好萊塢這樣已經十分發達的電影工業系統，對於獨立製片人也從來不吝惜熱情的擁抱。因為他們的存在，可以從觀察角度、製作手段以及表現手法等方面，不斷給予成熟的産業以新鮮的刺激。

近幾年來，國內的獨立製片人更加關注人，注意傳播效果，同時在影片中傳遞出溫暖、積極、向上的信息。

同志導演范坡坡成名已久，2012年他完成了作品《彩虹伴我心》。影片拍攝了中國大江南北的六位媽媽，她們用親身經歷講述了與同性戀孩子相處的故事。

同性戀在中國已經不是特別敏感，然而公共傳播平臺一直對此諱莫如深。此前一些表現這類主題的紀錄片作品，主人公大都是兩類人：一類是無助、痛苦、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小人物；一類是先鋒時尚、充滿反叛和不妥協的鬥士。

《彩虹伴我心》則展現了一個個完全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同性戀伴侶。他們勤奮好學、善良質樸、對父母孝順有加……完全是“正常社會”的一分子，讓人對他們的生活狀態、行為狀態多了很多理解。

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紀錄片此時恰恰應該是溝通的使者。

獨立製片人為時代留存影像歷史的價值，是主流媒體難以企及的。詩人沈潔2012年完成了作品《二》。在西南的群山中，導演的鏡頭逼視生活，那是一個在鄉鎮上整日東遊西蕩，無所事事的十四歲少年——周海二。

影片開頭是一個長達兩分四十五秒的鏡頭：海二跪在家門前，背景是昏暗燈光下喂養妹妹的母親。父親不停地入畫出畫，用巴掌、腳和棍棒教訓著主人公。海二時而啜泣，但更多是蔑視般的沉默……真實到有些驚悚的畫面，很容易讓人想起攝影師卡帕那句話：“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沈潔寸步不離地觀察著海二的一切，飆摩托、泡髮廊、幫小弟打架……貌似雜亂無章的生活裏，你能感受到一個鄉間少年的野蠻生長，以及他週遭日漸凋敝鄉村社會的一個側面。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國際媒體把眼光聚焦到了國內獨立製片人身上，他們希望了解正在經歷快速發展的中國，也希望看到為了發展付出的代價。

在紀錄片的創作理念上，所謂的真實究竟是否存在一直是學界熱衷探討的，但始終得不到結論。其實舉個例子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國內製作的歷史紀錄片中，每每提及1970年代，使用那個時代的資料畫面，幾乎每位編導都會不由自主選擇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這部在當時被我們認為“極不真實”的紀錄片。

真實更多時候要靠常識判定。

我的教堂

幾乎一個月內，80後導演金華青憑藉短片《花朵》，在三個國內外節展上折桂。其中被認為最重要的獎項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獎”。這部影片從一所雜技學校開始：幾個同學操練著不同的項目，畢業考試將是他們人生的轉捩點。著墨較多的一位學員，已在這裡讀了四年，作為一名農村孩子，他很希望被雜技院團選中。然而，因為自身條件所限，夢想最後也沒能實現。

《花朵》的故事線並不複雜，但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了雜技兒童家庭的生存境遇上，使這部影片具有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和高遠的主題表達。

獲獎當天，金華青在微博裏寫了這樣一句話：“這獎應是頒給浙江衛視更確切。”並且@了自己的老闆——浙江衛視掌門人夏陳安。浙江衛視的文化軟實力不僅體現在“中國好聲音”這樣的娛樂節目上，還體現在它一直保留了紀錄片創作團隊和《人文深呼吸》等紀錄片欄目。

2008年至今，金華青一共完成了4部紀錄片。《塵埃》調查的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矽肺病患者，《追夢人》關注的是橫店影視基地群眾演員，《孤城》則展現了玉門油田留守職工的生活，關心的都是小人物的命運。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體制內”的身份，但作品無一例外地呈現出作者紀錄片的氣質。

1990年代興起中國紀錄片運動以來，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曾與主流電視媒體有著某種關聯，有些是出自“體制內”紀錄片導演之手，有些乾脆就是電視臺立項的紀錄片作品。進入2000年後，由於電視泛娛樂化的大環境，各電視臺的常規紀錄片創作力量受到了抑制，大多數紀錄片創作人員或閒置或轉崗，或從事“重大題材”紀錄片製作，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作品漸漸從主流屏幕上消失，或成為弱勢。但這並不意味著“體制內”紀錄片人對現實題材的漠視。

2012年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入圍競賽單元的影片《殤城》，就是央視導演趙琦的作品。

該片故事背景是汶川地震。北川新舊兩座縣城，三個經歷了生與死的人物，按照各自的路徑展開故事。其中一個失去了多位親人的居委會幹部，一直熱心重建家園，最後在分新房的問題上，竟然觸犯了法律。《殤城》用了三年時間隨性地紀實拍攝，儘管沒有最終獲獎，但也取得了進入電影節銷售榜top10的佳績。

2012年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紀錄片，也來自一位“體制內”導演之手。朱永濤，河南電視臺紀錄片創作室導演。

2009年，受電視臺派遣，朱永濤來到淅川縣拍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紀錄片，在完成移民安置宣傳任務的同時，青龍村兩戶農民的生活吸引了他。

六十多歲的杜銀花和五十多歲的劉光敏同住在青龍村，他們兩家是親戚，論輩分，劉叫杜“外婆”。她們在一個教堂做禮拜，杜銀花還是教會教務小組的負責人。影片一開始，杜婆婆帶領教民們學習《路德記》：“路德是一個信仰堅定的人，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子，路德還有一個婆子叫俄洱巴，他們一起要到迦南地去，那是個希望所在。但俄洱巴不堅定……”

2009年，青龍村移民工作開始，按照政府規劃，青龍村將一分為二，杜銀花等處在淹沒線下的村民要搬到新的安置點定居。杜銀花得知居民新村沒有教堂後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員反映情況，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記在自己名下的青龍村教堂的房産做成拆遷補償。這種情況下，原地安置的劉光敏以及其他信徒與她産生了矛盾。

片中，時而是精神層面崇高的教義，時而又是現實裏的一地雞毛，原本的親人此時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在縣宗教局等上級機關的協調下，青龍教堂最終得以保留，而杜銀花和一些即將搬遷的村民將要面臨沒有聚會地點的尷尬。

大規模移民開始了。杜銀花把家中的什物收拾妥當，一個人走進了青龍教堂，在神像面前，她緩緩跪下：“主啊，我要走了，我求你與我同在，我想你不會丟棄我。現在，我真像一隻曠野裏迷途的羔羊，請你再給一次激勵。求求你了。”攝影機靜靜地在一旁，不動聲色記錄下這長時間的祝禱。

“拍攝的時候，實際上我和主人公一樣感到迷茫。”導演朱永濤説。

劉光敏和杜銀花各自開始了新的生活：劉光敏被任命為新的教務小組組長，生活一如往常；而在新的居民點，杜銀花還在馬不停蹄為村民籌建新的聚會場所。

2012年3月，杜銀花被確診為食道癌晚期，當她從手術室被推出來的時候，“敵人”劉光敏出現在病房，劉光敏小心翼翼地為這位外婆擦臉、清痰，最後還輕聲為她唱起了聖歌。淚水順著杜銀花滿是皺紋的臉輕輕落下。

近乎凝滯的鏡頭，《青龍教堂》莊嚴地為一個普通的中國鄉村記錄下三年的變遷。看似雜亂無序的生活場景，表現了人、土地和精神信仰多個層面的現實和人性的複雜。我看到的片子還不是最終剪輯版本，以我的工作經驗判斷，現在這部紀錄片距離真正的電視播出，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初，金華青的《花朵》在浙江衛視播出的版本只有18分鐘，相當於原片長度的一半。這也是目前電視臺的現實：不僅在導向方面要有政策上的謹慎，在敘述節奏上還存在收視率方面的考量。然而無論如何，這些“體制內”紀錄片人為我們留存的群體記憶，已然成為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影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