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社經濟社會部農村採訪室記者 陳仁澤

人民日報社評論部政論研究室副主編 張 鐵

副總編輯 劉 紅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李小曉

　　編者按：全國新聞界“走轉改”活動開展以來，本社編輯記者積極行動，上高原下礦井，跑草原走邊疆，帶回了新鮮生動的一線見聞，傳達了基層群眾的心聲。在與基層群眾面對面、心貼心的交流互動中，我們時時受到激勵與感染，更加清晰地理解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我們願將這一路上“沉甸甸的收穫”——我們的見聞與思考呈現出來，與廣大讀者交流分享。

　　廣袤田野上的生動一課

　　人民日報社經濟社會部農村採訪室記者　陳仁澤

　　這些年來，經濟社會部始終強調 “迎著問題上，朝著基層下，面對群眾走，向著深處挖”。我所在的農村採訪室，更是長期紮根基層，堅持為農民説話，説農民的話，用從土裏刨出的新聞報道贏得了讀者的認同。“走轉改”活動啟動以來，我們更是全體上陣，將全國牧區工作會議的後續報道與“走轉改”緊密結合，在報社領導支持下，策劃了“走基層草原牧區行”大型專題採訪活動。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內蒙古，五路人馬歷時近一個月，走進草原深處，在牧民定居點裏探民生，在遊牧帳篷裏聽期盼，寫出了《牧民置新家 政府送厚禮》、《像護青稞地一樣護草原》、《青青草原送出放心奶》等一大批生動鮮活的稿件，牧區幹部群眾紛紛感嘆“我們熟悉的《人民日報》又回來了”。

　　通過“走轉改”，我明白了“接地氣”工作才能有“底氣”。

　　日常工作中我常為找不到好的選題而苦惱，這次採訪卻讓我真切地體會到，基層才是新聞報道永不枯竭的源頭。只要真正走進基層，走近群眾，就能抓到“大魚”，抓到“活魚”。

　　以前，在辦公室裏抄材料，寫篇千字左右的稿件，總要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左推敲右打磨，依然不覺生動。但這次在玉樹，當我們翻山越嶺走進震後重建的高標準藏式民居，與牧民兄弟並肩而坐，為他們昨天的不幸遭遇而感傷，為他們今天的幸福生活而高興時，心與心的碰撞讓我不再為題目而發愁，不再為文章的幹澀而苦惱。當天採訪、當天寫稿，1500字的稿件《新房子實在太讓我們滿意了》一氣呵成，很短時間就拿出了成稿。稿子在人民日報一版見報後，讀者反響熱烈。

　　通過“走轉改”，我明白了“接地氣”稿件才能有“人氣”。

　　作為記者，很多時候我們似乎習慣從發佈會上獲得新聞，稿件也多追求宏大敘事，而常忽略了普通百姓的感受，高高在上的稿子漸漸也就沒了“人氣”。在基層採訪我發現，很多自以為得意的“大作”，卻並沒有給廣大讀者留下多少印象，相反那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作品，儘管已過去多年，卻依然讓群眾記憶猶新。

　　這次在青海，我們有意識把大部分走訪地選在了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區，採訪的對象也幾乎都是以前很少關注的普通牧民。白天，在廣袤草原上我們同牧民兄弟們席地而坐，暢談喜怒哀樂，傾聽他們對於未來的憧憬。晚上，在低矮的帳篷裏我們克服著高原反應，將所見所聞所感用文字記錄下來，當滿含熱度、飽含深情的稿件次日見報後，總會在牧區幹部群眾中贏得較高的評價。

　　群眾認同的原因在哪？細細想來，一位老記者的話或許就是最好的答案：一名記者能否寫出力透紙背的好作品，絕不是取決於記者的“妙筆生花”，而是取決於記者是否真正心繫群眾。只有和老百姓成為真朋友，寫他們關心的人、寫他們關切的事，記者的稿子才會越來越有“人氣”。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一顆種子，唯有深植泥土，才能生根發芽；一個記者，只有真正紮根基層，才能獲得成長的不竭動力。相信“走轉改”必將成為嶄新的起點，激勵著我們帶著思想上的巨大收穫，帶著做好新聞工作的責任再次出發。

　　“走轉改”，我們依然在路上。

　　帶上思考“走基層”

　　人民日報社評論部政論研究室副主編　 張　鐵

　　基層不僅是巨大的新聞資源寶庫，更是國家和社會的基礎所在。基層的困惑，也是國家發展中的問題；基層的探索，也是社會進步的指針；基層的成績，同樣匯成時代前行的動力。

　　在“走轉改”活動中，我感受到一個複雜而深刻的當代中國。在大同煤礦集團調研時，我們走訪了恒安新區，這是個老國企的棚戶區和沉陷區搬遷工程。1600多棟樓、30多萬人，不啻是一座小城市，工程的艱難使我們深感沉重——面對歷史欠賬、面對社會穩定壓力，在一些老企業，激進的“休克療法”和漸進的“調養療法”，究竟應該如何協調？號稱“共和國煤炭工業長子”的同煤集團，只是那些曾經變革、正在變革或將要變革的企業的縮影。正是無數與同煤集團一樣的“基層”，在複雜、陣痛、探索和新生中，一步步推動著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腳步。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變化，黨的事業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時代的畫卷宏大而壯闊，發展衝動在基層産生，發展經驗在基層聚集；另一方面，人們對如何從總體上理解和把握時代和社會，認識自己所處的方位、前進的方向等，都存在巨大需求。基層的幹部和群眾、單位和組織，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輿論的引導和激勵，媒體也比任何時候都更能發揮自己在時代變革中風向標的作用。

　　可以説，在基層，新聞工作者更能找到與時代、社會和國家的共振與共鳴。“走轉改”活動，是時代需求和媒體作用的結合點。這是新聞人的價值所在，是新聞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走轉改”活動能在新聞界引起巨大反響的深層次原因。

　　“走基層”對我個人從事的評論工作，有著莫大幫助。看起來，評論是“講道理”，更偏重理論。然而，實際上，要做到“還原真實的社情民意，尋找最大公約數”，離不開來自實踐的感受。可以説，好的評論，無一不是建立在對國情、黨情、民情的深刻體察上，無一不是面對基層、面向社會。正如毛澤東所説：“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無論是老國企發展的“兩難困境”，還是安全生産的“底層理念”，在走基層時看到的“複雜而深刻”的中國，正是寫評論時需要面對的景深。

　　另一方面，評論的戰鬥力在於針對性，評論是為了説服人。不理解要説服者的想法、心態，難以做到有針對性、有説服力。這就更需要走入基層、走進群眾。

　　走基層讓我對社會、對國家、對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體認。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從發現、記錄、展示走向深層次思考，帶上思考“走基層”。

　　基層的鮮活實踐，基層的複雜問題，都需要新聞工作者去發現。“走基層”是新聞界的老傳統，再次強調“走轉改”，是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聞工作者不能僅把自己定位為“目擊者”、“記錄者”甚至“傳播者”，而應該主動站上“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新聞執政的重要參與者”這個高點。從這樣的出發點來走基層，才能真正在基層發現問題、引起思考。帶著問題、帶上思考去觀察、去發現，收穫也就更為豐富。

　　走基層讓新聞更有生命

　　人民網副總編輯　劉　紅

　　9月13日至16日，我與人民網的6位同事趕到山西長治，在武鄉縣、平順縣、長治縣、長子縣等地，走訪了20多個村莊和社區，與幾十位農民促膝談心。

　　走基層帶給我們心靈的震撼。

　　長治是個有代表性的城市，下轄的縣市中，既有坐落在太行山裏的國家級貧困縣，也有依託煤炭工業，向國家百強衝刺的富裕縣；既有探索經濟和勞動力轉型的貧困村莊，也有已經成功走出一條適合當地發展之路的新型農村。這裡不僅有全國勞模、優秀共産黨員申紀蘭，還有千千萬萬起著模範&&作用的普通黨員。

　　平順縣申紀蘭的故事、西溝村的精神，我曾經聽過，也曾經為此感動。當腳踏西溝村的土地，站在山下，面對山上一片片已經成材的樹林，聽申紀蘭講述當年憑著一把鋤頭和一雙手，在石頭縫裏栽出了滿山森林的經歷時，內心充滿了敬佩和感動。這種感受，不到西溝，體會不到。

　　在武鄉縣，我們見到盤龍鎮磚壁村的普通共産黨員李西玉。他利用農閒時在北京打工燒鍋爐的間歇，自費印刷磚壁村關於八路軍文化旅遊的資料，在北京做義務宣傳，希望更多人了解八路軍文化，了解磚壁村；長子縣生貴大棚技術推廣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生貴，這個農村的能人，通過自創的“生貴移動式”大棚，帶動周圍一方百姓致富；任成龍，長子縣西郭村黨支部書記，在引導農民致富的同時壯大了集體經濟。幾年來西郭村實現了零上訪的紀錄，成為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

　　透過一個個平凡的人物，我看到不平凡的品格和精神。他們帶給我們心靈的震撼，讓新聞寫作有了源泉，有了激情。

　　走基層鍛鍊了新聞隊伍。

　　我們7人中，有2人長期從事外文報道，不了解農村情況；有3人剛剛走上新聞崗位，更沒有基層新聞實踐。這次走基層，在田間地頭，在與老鄉的傾心交談中，我們看到了農民增收的渴望與期盼，切實感受到國家惠農助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實惠。在武鄉和平順，我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沒有熱水不能洗澡、沒有網絡不能發稿，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照明。市裏的同志幾次提出返回縣城住宿，都被我們婉拒了。我們知道只有深入基層，才能了解到最真實的民意民生，才能真正與人民群眾保持一致。

　　走基層為百姓解決實際困難。

　　在武鄉、平順兩個國家級貧困縣，我們深深感到村幹部渴望帶領村民早日致富的強烈願望。他們建企業，蓋大棚，但苦於沒有營銷的好點子，希望得到媒體的幫助。聽到農民的心聲、幹部的希望，我們心裏有了底。借助自身的影響力，我們可以在農民和市場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我們將通過開通申紀蘭的微博，幫助紀蘭核桃露打開市場；通過邀請盤龍鎮的相關領導介紹磚壁村八路軍旅遊資源，為他們擴大影響；我們也會將“生貴大棚”的模式加以介紹推廣。

　　當然，還有很多選題值得深入調研。比如，如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如何幫助發展滯後地區的企業利用網絡，拓寬思路，找到更廣闊的市場？這些都需要持續走基層，深入調研，才能得到答案。我想，走基層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十天半月，走基層應該成為一種常態，這樣，我們才會有更大收穫。

　　我和貧困學生結對子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李小曉

　　對基層，我缺乏了解，渴望了解。由於我2007年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美國求學和工作，去年剛剛回國，這些年和中國基層生活距離較遠。但我是一名有近6年黨齡的共産黨員，又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深知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當領導派我前往國家級貧困縣——甘肅省鎮原縣調研時，我很激動。

　　臨行前就了解到，鎮原是甘肅中東部18個乾旱縣之一，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但親臨現場，眼前的貧瘠還是遠遠超乎想象。當看到山間一排排土窯洞、一片片龜裂的土地，看到農民臉上刀刻一般的皺紋，我被震撼了。我從小在城市長大，幾乎沒有去過真正的農村。在美國短暫的新聞從業經歷，天天在華爾街和聯合國裏兜圈子；在國內做記者，由於跑國際金融，接觸的也都是企業家、金融家和各國財政官員。如果沒有這次機會，我可能很難看到農村的真實生活。

　　最令我感到震驚的，並不是生活的艱辛，而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當地人對教育的重視。在這裡，“讀書改變命運”是無數家庭的座右銘，即使再窮再苦，卻極少有人選擇輟學。如今在鎮原縣的53萬人口中，在校師生就佔了10萬。

　　我們走訪了幾名剛剛考入高中的貧困學生。楊繼紅，19歲，原本已到上大學的年齡，卻由於家庭貧困，剛剛考入開邊中學高一。在她不到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因病去世。之後的歲月裏，小繼紅的媽媽和爺爺撐起了整個家，照料常年臥床的奶奶。68歲的爺爺，至今仍在平泉鎮黃岔行政村王山磚廠打工，是磚廠年齡最大的工人。

　　另一個孩子張成濤，一歲時患上了股骨頭壞死，從此再沒有站起來。多年來，為了給小成濤治病，父親變賣了家裏所有可以換錢的東西。小成濤坐在輪椅上度過了9年的學習生活。身體的殘疾沒有讓他自怨自艾，反而鑄造了他堅強的性格。今年中考，小成濤以614分的成績被開邊中學錄取。

　　還有一個孩子叫景勇，一家老少5口，住在一間土窯洞裏。父親早逝、母親癱瘓，如今一家人只能靠在蘭州上大學的哥哥兼職打工，每個月給家裏寄回幾十塊錢，維持生計。儘管如此困難，媽媽仍不讓兩個兒子出去打工掙錢。她説：“就算我不看病不吃藥，也要讓兩個孩子上學。”

　　回到北京，我懷著無比複雜的心情，將此行所見所感撰寫成文，刊發在《中國經濟週刊》上。和之前寫納斯達克、歐債危機的稿件相比，我寫這篇稿件時字字發自肺腑，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同時，我和景勇家聯絡，決定長期資助景勇讀書。我還將三個孩子的故事，通過微博告訴了大家。原以為人們對陌生人故事的真實性會有懷疑，但出乎意料，許多人都站出來，表示願意幫助這些孩子。第四軍醫大學一位姓張的醫生主動聯絡我，表示願意帶小成濤復診，她説現在治療股骨頭壞死技術更成熟，小成濤站起來應該不是夢。

　　在我的微博留言中，除了要求資助孩子的，還有人這樣寫道：“我們願意幫助他們，因為我們信任你，你讓我看到了一個記者的社會責任感。”這句話讓我心頭至今溫暖，我會以此終身自勉。

　　走基層的收穫是我受益一生的養分。我和我的同事們將帶著人民群眾對新聞工作者的深深期盼，繼續走下去，做人民的好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