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些公司以種種名義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承諾以銀行存款利息十倍甚至數十倍的高額回報，不少老人在高息誘惑下成為“投資者”。東窗事發後，法院判處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刑囚三年。（《深圳晚報》10月28日）

　　近年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案件大多發生在富庶的浙江、廣東等地，浙江東陽本色集團吳英的財富神話、億霖木業集資詐騙16億元的記憶尚未淡去，深圳以老年人為對象的非法集資再度引發關注。

　　地域是解剖民間金融亂象的一把鑰匙。浙江、深圳等地經濟發達，藏富於民，民間投資的需求暢旺，但苦於投資渠道的逼仄，非法的吸儲集資屢禁不止。不可否認，一部分地下錢莊有其自身的行業自律監督和交易習慣，對熟人社會存在著相當的影響力，民眾投資於此的風險與回報是可控的。但是，更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則是帶有詐騙性質的惡性案件，既無法律規制又無道德約束的無良奸商讓投資者血本無歸。

　　深圳事件中的老人有錢有閒，判斷力和法律意識較弱，成為了非法吸儲的主要對象。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的投資額折射出民間金融需求之強勁，然而股市波瀾詭譎，樓市朝令夕改，理財産品虧損連連，合法的投資渠道無法滿足民間資本的暢旺需求，非法集資這才趁勢而起呼風喚雨。

　　目前我國整治民間非法集資主要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兩種刑法罪名，後者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既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財産的所有權。集資詐騙固然有其主觀惡意，應追究刑事責任。不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則有其可商榷之處，普遍存在的中小民營企業融資困境，導致許多民營企業家不得不求助非法集資以獲得金融支持。

　　歸根結底，目前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依然未能走出“堵”的思維，刑法並非唯一的行為規範，在治理民間金融亂象問題上，告訴民眾不可以做什麼不如告訴他可以做什麼。《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早已頒布，其中赫然寫道民間資本可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只不過在頒布半年之後的今天，具體的實施細則仍然“雲深不知處”。

　　與其對難以遏制的民間融資衝動動輒以嚴苛的刑法調整，不如先制定好遊戲規則，讓國有、民間資本在同一個平台中競爭。對部分資質優良、信譽卓著的民間金融組織剝離原罪，進行合法化試點，不失為一個值得嘗試的解決方案。所有改革都是以“違法”為開端的，深圳改革開放三十年走出了無數條新路，在民間金融領域是否能再立新功值得期待。

　　真正合理而有效的治理民間金融亂象宜疏堵結合，一方面打擊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的集資詐騙；另一方面逐步開放直接、間接的民間融資渠道，以私募基金陽光化為先例，推動金融體系的完善，使得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愈發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