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規模的“變法”工程

　　（張麗）

　　根據國務院法制辦的統計，從1999年開始，截至2002年12月份，中國因入世而制定、修改、廢止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有關政策措施1000多條。地方從2001年9月就開始按照統一部署進行清理，到2002年6月底，31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清理了200多萬件，立、改、廢19萬件。

　　國務院法制辦外事司司長吳浩在加入世貿組織5年梳理我國法制建設成果時表示：“WTO首先是套規則，我們加入這個國際條約，就要保證這套規則在中國得到有效的實施，但是WTO的規則必須通過我們的國內法來使用，所以我們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律修改和制度調整。”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展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法規和政策措施的清理和修改。

　　立法加速

　　對於一個成員方來説，WTO制度有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貿易自由，即開放市場和提供平等競爭的平臺，第二層面是貿易救濟，即維護開放後國內市場的競爭秩序，第三層面則是公益例外，即保護成員方國內社會的公共利益。

　　加入世貿組織10年，如果説前5年我們主要注意力放在市場開放方面，在國內措施上主要是降低和消除貿易壁壘與政策歧視的話，那麼後5年，我們的注意力則開始轉向貿易救濟和對國內公共利益的保護。

　　事實上，恰恰是後5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層出不窮，作為出口大國，中國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尋求貿易救濟的工具成為擺在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企業面前的重要課題。很顯然，最近5年來，中國在這方面立法呈現加速之勢，而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舞臺上以及WTO應訴機制上也獲得了更大的歷練。

　　與此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前後制定和修訂的立法法、行政法規執行條例、規章執行條例、行政許可法以及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的法規，對有關的立法透明度及公眾參與做了大量的規定。要求在立法過程中通過各種形式，比如説研討會、論證會、聽證會的形式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包括立法和公眾參與。

　　事實上，近年來無論是國內公眾還是在華的外資企業，對立法參與的程度都越來越高，近年來的《勞動合同法》、《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參與人數更是多達數十萬，而美國、歐盟商會等也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多種途徑向中方表達立法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WTO要求對政策措施納入備案審查，對政府立規行為進行監督，在這方面，我國建立和完善了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設定了一定的社會公眾對立法行為的糾正機制，比如説只要發現有關的法規規章和行政決定不滿意，可以向國務院法律辦提出。

　　在運用貿易救濟措施維護國內産業安全方面，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局長周曉燕表示：“目前我國貿易救濟調查的法律法規日趨完善。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由對外貿易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和20多個商務部建立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相關司法解釋組成的較為完善的貿易救濟體系，為我們開展貿易救濟調查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應訴歷練

　　周曉燕表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外貿規模不斷擴大，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我們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正在向競爭性轉化，與某些發展中大國競爭面也在不斷地擴大，貿易利益衝突進一步顯現，因此我國貿易摩擦形勢非常嚴峻。”

　　這種嚴峻的貿易形勢不僅體現在貿易摩擦的數量多、範圍廣，而且也表現在這種摩擦正在上升為一種政策和體制上的衝突，我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國外貿易保護措施的首要目標國，因此我們的應對工作難度非常大。

　　因此，如何利用WTO規則進行貿易救濟成為擺在中國政府及企業面前的重要課題，從在政府支持與行業協會的積極努力下，中國企業從不應訴、被動應訴到主動應訴，從敗訴到不斷取得訴訟的勝利，逐漸積累經驗，中國企業正開始學會善用WTO規則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也不斷地學習完善各種法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