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開放倒逼改革

　　(佚名)

　　2001年11月10日晚6時38分，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申請。中國當年從12月11日起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在入世十週年到來之際，我報派出多路記者，歷時數月，遍訪相關專家學者、行業協會、企業代表試圖全方位描摹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各種變化，經歷的寒暑滄桑。

　　十年來，入世為中國帶來巨大利益，並深入影響了中國經濟、社會和法制進程。

　　入世也對中國相關領域和行業提出了空前的挑戰，在入世的前期市場空間和邊際效應逐漸縮小之後，等待中國的將是更加複雜與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仍有很多地方改變的不夠明顯，或者説改變的不夠徹底。

　　入世談判和入世後的實踐證明：在中國，開放與改革始終是聯絡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會有開放，而不開放，則改革時時會面臨停頓的風險。

　　十年後更是如此。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之時，怎樣通過服務業再入世的歷程，推進中國進一步開放，進而再促改革進程成為當務之急。

　　是為紀念之本意。

　　見證市場開放的十五年談判

　　(徐聰)

　　2001年，中國在歲末奏響了最強音，正式成為WTO第143個成員。而在此之前，中國歷經的漫漫15年入世談判，見證了中國確立市場經濟體制、開放市場的過程。

　　確定“市場經濟”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標誌著中國重新融入國際舞臺。當時的關貿總協定(GATT，是WTO前身)對中國來説是一個“一點都不神秘的國際性經濟組織，似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組織一樣，寫申請然後加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然而，關貿總協定在當時的中國眼中是“富人俱樂部”和“美國對外擴張的御用工具”，所以入關的想法在中國一拖再拖。

　　也就在這個時候，世貿研究的拓荒者薛榮久教授借調至外經貿部。在他為鄧小平參加聯合國第六屆特別大會準備國際經濟關係部分發言稿的材料時開始了對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深入研讀。他發覺在1965年新加入的一些協定有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影響，因而他對“富人俱樂部”與“美國擴張的工具”這兩個説法産生了質疑。

　　這一質疑成為了中國開始研究WTO的契機，20世紀80年代初，薛榮久發表《正確認識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性質與作用》一文，提出中國應儘快復關的思路。

　　其實中國是《GATT1947》的23個創始締約國之一。1950年國民黨政府退出關貿總協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與關貿總協定有過交往，所以上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的申請就稱為“復關”。

　　“復關”離不開全球對中國“入關”的需要。就在1982年，關貿總協定組織開始了全球紡織品協定談判。由於中國是紡織品出口大國，而且中國對外貿易總量進一步擴大,中央于1987年開始了“復關”(即後來的“入世”)談判。

　　不過之後的談判並不一帆風順，質疑直指“中國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1987年到1992年底，這是外國審議中國的經貿體制是否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當時在中國的理論中非常忌諱‘市場’一詞。於是，我們在向關貿總協定理事會提交的報告中將中國的經濟體制描述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薛榮久説，“但是沒有人能聽懂這種表述，他們認為市場與計劃調節是完全不同的範疇,不能結合，而且他們質疑體制的穩定性。”當時最有意思的一種説法是,“企業中書記是核心,廠長是中心,這兩心如何結合?是否書記代表‘計劃’，廠長代表‘市場’?不同的層面上如何決策?”

　　不過隨後，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及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在政治層面上立刻解決了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對入世談判掃清了最大的障礙。在與外國人談判中已經找到了‘市場經濟’這個共同點。”薛榮久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