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理性看待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問題

　　近十幾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擴大的趨勢。如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成了全社會熱切關注的焦點。就此，人民網理論頻道將連續推出“如何分好蛋糕”系列報道，圍繞提高居民收入的緊迫性、勞動收入佔比下降的原因、提高勞動收入佔比的措施，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問題進行探討，希望廣大網友讀者們參與討論。

　　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教授接受人民網理論頻道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根源在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特殊階段的必然結果，對此不要上綱上線，不要拔苗助長，將之看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缺陷。提高勞動報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實行補貼政策，這比盲目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更為明智、合理、有效。

　　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人民日報報道：前些日子，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連續22年下降”。對此，李稻葵教授明確表示，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整個比重的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能由簡單的統計誤差所解釋，最近所做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了這一點。

　　李稻葵説，橫向比較，和很多國家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也是處在比較低的水平。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大概是65%到70%，美國和英國經濟在過去的50年中，勞動收入佔GDP的比重在65%到80%之間波動（見下圖），而我們是40%以下。

　　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根源在二元經濟結構

　　李稻葵表示，對於勞動佔比下降現象，要找出原因才能夠對症下藥，不能盲目評論。根據歷史的、跨國的比較發現，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就是説，過去20多年以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在逐步地轉移到城市，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工資率不能得到提升，即農民工進城工資上不去，大量建築工人、餐館服務員、保安的工資上不去，這就帶來了勞動收入的下降。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李稻葵説，大規律是勞動收入佔比在下降，大趨勢是未來三五年內這種狀況將會得到逆轉，因為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已經基本上轉移乾淨了。

　　國外通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提高勞動收入佔比

　　李稻葵説，從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到美國的早年崛起，到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中都出現過同樣的現象（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下降），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特殊階段的必然結果。對此不要上綱上線，將這種現象看成是我國的重大缺陷。

　　勞動收入佔GDP的比例在下降，這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任何社會沒有例外地都會出現的情況。國外應該説基本上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沒有刻意出臺政策提高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當然，它們也會採取一些社會層面、政治層面的措施，就是眾所週知的--工會措施、勞資糾紛、罷工遊行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相信我們國家的領導和老百姓是不願意看到這些措施的。我們要看到和諧的社會、和諧的勞資關係，我們想看到勞資比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過程, 不希望通過上述方式達到目的。

　　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往往不利於勞資和諧

　　對於大家廣為關注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叫“工資共決”），李稻葵認為，應該説，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或叫“工資共決”），對於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像有些專家説的那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李稻葵説，首先要搞清楚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是在什麼情況下使用的？是在通貨膨脹出現、從而勞動支付成本非常高的時候使用的。在瑞典、墨西哥出現過勞資集體談判，當時的目的是為了控制工資過快上漲，遏制通貨膨脹和工資相互上漲這種狀況，而不是為了純粹地提高工人的工資。相反，在西方一些國家裏，由工會有組織地和管理方討價還價以提高工資，往往帶來的是罷工、遊行，以及勞資關係不和諧。

　　李稻葵説，現階段乃至未來三至五年過渡時期，首要任務還是要對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這比搞盲目的工資集體協商要好。對於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可以謹慎考慮搞試點。

　　實行補貼政策提高勞動收入佔比直接有效

　　李稻葵認為，針對我國的情況，我們要做的是，首先，不要以各種各樣應對通貨膨脹的目標為理由，打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其次，在政策層面，不要直接干預勞動力市場本身的運作，而應在市場之外進行補貼，出臺一些干預和補貼政策。這是過渡時期給予的短期干預和補助，目標非常明確。

　　李稻葵表示，我們不能拔苗助長，否則會遺患無窮，不出五年我們會討論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工資增長過快的問題。我們不能盲目地拍腦袋考慮問題，不能抽象地搞概念，要尊重事實、數據，看看其他國家，看看英國人的200年是怎麼發展的，韓國、日本是怎麼發展的。

　　李稻葵説，我們看問題，眼光要遠一點，視野要寬一點，不能頭疼醫頭，腳疼就醫腳，不能為了治發燒而治發燒，這是不負責任的討論方式。要透過複雜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表象，看清楚勞動佔比下降的根源，尊重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一些社會調節。

　　所以，現在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好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合法權益，然後加快勞動力轉移，使之能夠儘快進入一個新階段，讓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轉移乾淨之後，勞動工資開始上升，工資率上升，這才是扭轉勞動收入下降的根本之策。

　　鏈結

　　全國多省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今年以來，自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後，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東等地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在已調整標準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1120元/月，為全國最高。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廣東，為9.9元/小時。天津的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820元、每小時4.7元，調整為每月920元、每小時5.3元。在山東，調整後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分為三類：920元、760元、600元，比原標準平均增長21.2%。

　　浙江發放困難群眾生活價格補貼

　　針對今年以來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漲幅較大的情況，浙江省日前啟動第一季度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價格補貼工作，5月21日前發放到位。根據浙江的有關規定，當季度價格同比漲幅超過3%時，按季度對困難群眾實行一次性基本生活價格補貼，價格補貼金額為價格漲幅的4.5倍乘以當地城鄉月最低生活保障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