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與結構調整”經濟峰會分會場——“回望"十二五"開局”上發言。（中國經濟網王耀峰 攝）

　　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17日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今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談到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時表示，反對全盤私有化的方法，同時，允許國有企業發展，國有企業可以分利。他説：“我覺得對中國國有企業實行鳥籠經濟，把國有企業趕到鳥籠裏面去了，也就是90年代朱鎔基設計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具有戰略地位的地方搞一點國有企業。”　

　　以下是直播實錄：　

　　謝海聞校長！允許我講一些非經濟學的思想，允許我犯一點錯誤，大家都講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講了很多年了，講了中國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為什麼結構調整沒有預期的效果？我想講三方面的結構，一個是經濟上的，一個是社會上的，一個是政治上的。　

　　我覺得經濟上內部的結構，為什麼內需提不高，中國居民的消費還是很低。上午馬建堂局長説如果包括政府的補助，可能會更高，我想西方也是這樣的，比如説教育這一塊，公共學校西方也不算消費，加起來會更高。為什麼內需提不高，背後有兩個結構的失衡。　

　　一個是國有企業給私營企業的之間的失衡，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失衡，因為中國國有企業也是大型企業，民營企業是中小型的企業。我們討論國家資本主義，是不是成為一個主導性的，大家可以討論，有關方面公佈的數據，從比例來看，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比例，好像是私營企業還多一點，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我覺得這種算法是錯誤的，沒有什麼道理的。　

　　你要控制一個人整個運作，哪怕是控制5%或者10%就夠了，現在看50年代中國對資本主義進行改善，後來整個私營部門就投降了，國家控制了市場和資本供應，這幾樣就夠了，民營企業就生存不下去。　

　　中國改造資本主義的成功，這是一個蠻失敗的事情，沒有這樣的改造中國可能走向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道路，今天中國的民營企業我到浙江和廣東去看，就面臨著這樣的情況，開始抱國企的大腿，很多民營企業家資本都跑到國外去，我在新加坡的感受就很深，一個國傢俬營企業家都走了，誰來搞經濟，這也是擔憂的一個地方。　

　　怎麼來改革國有企業？我既反對全盤私有化的方法，因為從中國政治結構來看，全是國有企業中國肯定成為寡頭經濟。還有分紅利，允許國有企業發展，但是國有企業可以分利。美國政府對私營企業失去了調控，危機肯定發生，政府完全掌控了市場，危機也會發生。　

　　我覺得對中國國有企業實行鳥籠經濟，把國有企業趕到鳥籠裏面去了，也就是90年代朱鎔基設計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具有戰略地位的地方搞一點國有企業。　

　　第二，我要講社會政策跟經濟政策的平衡，改革很長一段時間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相符合，所以經濟和社會的失衡。應該市場化的地方沒有市場化，不應該市場化的社會領域高度市場化，像醫療、教育和房地産，我是覺得經濟學家應該反思的。　

　　經濟領域跟社會領域是不一樣的，社會領域不可以隨便用經濟政策，應當有所分開。這裡面基礎設施的投資跟社會投資，基礎設施的投資橋梁、公路、高鐵，在早期經濟發展中非常需要，但是到了一定階段需要性，繼續基礎設施的投資會導致過度的投資，社會投資大量不足，比如醫院和學校，日本這次大地震學校是最好的，所以社會投資不足，基礎設施投資過度。還有一個失衡，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跟老百姓基本收入是不平衡的。　

　　我覺得這幾年中國社會改革有一個機遇期，就是因為任何國家的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還有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和公共住房需要很多的錢，需要政府有錢去做，沒有錢想做都做不成，現在是一個大好時機。　

　　第三是國家和社會的平衡，剛才都在講頂層設計，如果忽視了社會的力量，你怎麼講頂層設計都沒有用，從歐洲的歷史來看，從日本亞洲四小龍的歷史來看，改革者光關起門來做頂層設計，設計得最完滿也沒用。所以剛才吳敬璉教授像廣東做的，老是上下級政府的分權，現在的分權是向政府向社會的分權，一塊就是向企業分權，另外就是向社會力量的分權，如果社會力量不能有效動用起來，既使是頂層設計，也是很難實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