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發展要靠改革發力

　　10月18日，備受各界矚目的中共第十七屆五中全會落下帷幕。在會議公報中，明確宣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如何解讀五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如何看待五中全會上所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稿？五中全會公報中的論斷和部署對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意味著什麼？

　　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在五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一時間，專訪了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博士。

　　三個判斷

　　《21世紀》：五中全會對“十二五”的發展時期，中央有三個判斷，“關鍵時期”、“攻堅時期”、“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如何理解這幾個判斷？

　　辛鳴：這是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社會“十二五”發展歷史方位的判斷。社會發展一定要審時度勢，只有當我們知道處於什麼樣的階段，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有什麼樣的目標，才能做出我們該幹什麼和該怎樣去幹的決策。

　　所謂“關鍵時期”，是指“十二五”規劃不僅要為中國未來五年發展籌劃，更要為2020年乃至2050年的發展佈局奠基。到2020年，也就是中國共産黨建黨一百年的時候，中國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而到2050年，也就是建國一百年的時候，要實現“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鬥目標。這些目標好比蓋一座宏偉的大廈，而“十二五”這五年正是這座大廈佈局和奠基的關鍵時期，佈局布得好與壞，奠基奠得紮實與否，直接關係著這座大廈能否順利建成，和建成什麼樣子。

　　《21世紀》：所謂“攻堅時期”，應該是指中國社會目前已進入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時期？這個時期有什麼特點？

　　辛鳴：沒錯。經過“十一五”期間的快速發展，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行列，並開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這一變化固然是我們孜孜以求的，但也給決策者提出了新問題，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經濟體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發展模式，不可能簡單複製從低收入經濟體邁向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既有發展模式，過去管用、能用、好用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方法以後恐怕不再能用了。但是要從熟悉了、習慣了、做順手了的發展方式轉變到新的發展方式上來，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既有技術的要求，更有利益調整的需要，而這些都是硬骨頭，需要下大力氣攻堅。

　　《21世紀》：如果這個過程轉變得順利的話，未來五年中國的發展之路應該走起來更加順暢？

　　辛鳴：所以中央給出的另一個判斷，現在是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未來“十二五”，中國的發展將在經濟總量“世界第二”這樣一個新起點上往前走。5.5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再加上世界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和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的事實，中國的發展將開始深度影響世界的發展格局與發展態勢。今天的中國已經可以面對面地站在世界舞臺上影響乃至改變他們的産業模式、經濟結構，甚至生活方式。這一點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已經表現得很充分。

　　中國可以在整個世界由於金融危機而步履蹣跚的境況下，揚長避短，充分運用結構調整蘊含的巨大潛力與廣闊國內市場的巨大空間，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

　　緊扣主線

　　《21世紀》：在“十二五”規劃制定過程中，決策層一再強調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這是不是也就意味著對過往發展模式的一種反思？

　　辛鳴：的確，過去那種發展理念與模式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由於城鄉發展不協調，農民老往城市裏跑；區域發展不協調，經濟要素老向東部沿海集中；一些地方的經濟是發展了，但資源越來越緊張，環境越來越惡化，生態環境形勢相當嚴峻。

　　這種發展模式最大的問題在於過分強調經濟量的增長，對經濟的質量和效益關注不夠，對這些GDP能否轉化成民眾的福利關注不夠；只關心表面的發展成果，片面考慮部分地區和部分群體率先發展與先富起來，忽略了同一個國度內區域差距過大、群體差距過大；僅僅滿足於在低端産業為國際社會打工，損害了國家的綜合競爭能力和科技創新、跨越發展的能力等等。

　　《21世紀》：我們注意到“十二五”規劃提出“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在印象中關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提法在“十一五”期間就有所涉及，為何“十二五”規劃還緊緊抓住這一點不松手？

　　辛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五中全會提出的貫穿“十二五”規劃的主線。由於諸種原因，中國在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步伐一直比較緩慢。正因為如此，本次五中全會不僅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還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前面特地加了“加快”二字，強調其緊迫性，也凸顯決策層的大決心。

　　《21世紀》：那麼在你看來，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在“十二五”規劃中又體現在哪些方面？

　　辛鳴：“十二五”的轉變發展方式，就是強調把發展轉變到協調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的軌道上來。我們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對於中國社會來説，更重要的是“十二五”能否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穩定的發展；對於中國民眾來説，最重要的是“十二五”能否讓工資再漲一些，買得起房子了，看得起病了，畢業找得到工作，養老有保障。

　　顯而易見，由於我們為發展注入了這麼多的內容與要求，按照新的發展方式，中國不可能再有過去那樣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這樣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正是目前中國社會所非常必要的。五中全會強調，不再對“十二五”規劃中的經濟增長指標作硬性規定，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新的發展意圖。

　　“發展要靠改革發力”

　　《21世紀》：在你看來，一個什麼樣的“規劃”才能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辛鳴：我們承認目前在實施規劃的過程中有一定的計劃性的影子。但我們要對這“影子”做出仔細的分析。如果是在順應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的未雨綢繆，是在把握髮展規律基礎上的心中有數，這樣的“計劃”我們堅持，因為這正是政府彌補市場不足、消除市場缺陷的最重要體現，規劃並不排斥計劃性。

　　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劃，應該是在清醒判斷發展方位，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真正反映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做出來的藍圖。這樣的藍圖是管用的，也是必要的，我們希望在五中全會指導下制定的“十二五”規劃就是這樣一份發展藍圖。

　　《21世紀》：因“十二五”規劃的緣故，本次五中全會似乎更多聚焦于發展的問題。但我們也注意到，五中全會對於改革的內容也講了不少，該如何理解五中全會中“發展”與“改革”的關係？

　　辛鳴：作為研究“十二五”發展規劃的中央全會，發展是主題理所當然。五中全會上無論是關於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還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劃分經濟主體功能區；無論是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還是促進社會和諧公正，都始終著眼于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但我們注意到，要想實現這些發展，把這些發展從規劃藍圖變為現實的實踐，需要一系列的體制、制度的配合。

　　所以，這個問題再引申，就關涉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上來。因此，擴大內需的發展行為背後是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又會牽扯到社會經濟運行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變革。

　　五中全會的主題是發展，但著力點卻在改革上，發展要靠改革發力。我們要改革一系列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相適應的體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