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改革的突破口，還是要從中國既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內在邏輯和關鍵矛盾中去尋找。最大的問題還是土地問題。我國既有土地徵用和出讓制度雖然導致過去的經濟和出口超高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經濟、社會失衡。

　　而帶來最近10年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各種內外部條件都開始逐漸弱化甚至消失。比如，雖然我國目前的人均收入大約相當於美國10%左右，而即使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官方城市化率也才剛達到50%，但中國在這個較低發展水平已出現了嚴重房地産泡沫，阻礙了城市化過程中大量流動人口的永久性遷移；又如，雖然我國目前仍有三成半左右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但城市過高房價和阻礙永久性遷移的戶籍制度導致我國在農村有不少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就開始出現工資較快上漲，低端勞動力無法有效地從農村轉移出來，直接損害了經濟中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和經濟國際競爭力等。

　　這些問題，都和目前的土地制度有關，必須要改革土地制度，抑制工業開發區的進一步建設，大大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未來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選擇土地制度，並配合財稅和戶籍制度改革。最需要推動的，就是城中村和城郊村的集體建設用地入市。

　　在具體改革措施上，可以考慮逐漸地放開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逐漸地讓小産權房經過一些改造和達到一定基礎設施和規劃標準之後合法化，相應的土地也可以國有化然後轉為大産權後政府開始收稅。這個過程可以逐漸地進行，這樣就不會對房價形成很大的衝擊，但它可以對房地産投機者釋放一個重要信號，就是房地産炒作沒有前途。一旦這個信號釋放出去，政府就可以馬上全面取消房地産調控政策，讓房地産市場活起來的同時，房價還不會進一步上升。

　　目前進行上述改革，地方政府可能會反對，因為他們還希望以後調控政策放寬後，通過商住用地土地出讓金來獲得高額預算外收入，但在房地産泡沫如此之大、中央不得不繼續調控，經濟又面臨下行的情況下，上述希望根本難以實現。目前房地産調控已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無論是毛收入，還是純收入，都沒有很好的增長前景，甚至還會下降。而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允許本地的農民給外來農民工，包括城市低收入者蓋房子，或者是允許農民直接將土地出讓給開發商，政府完全可以從中抽稅，包括建設過程中的大量營業稅、土地增值稅等稅費，以及建成後收取長期可持續的物業稅。如是，通過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增加住宅用地供給，不僅可以逐漸消除房價泡沫，而且可以帶來經濟增長。這種改革為將近兩億的農民工和3億—4億家庭成員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同時，還可以讓政府大幅度節省保障性住房開支，甚至政府還可以在房地産行業的大發展中收取各種稅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