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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身份標記，崇尚越像越好，在市場上流通的文物仿製品，難免讓人心生顧慮：假古董會不會扮成真文物招搖撞騙？買家對拍賣公司拍假提起的訴訟時有聽聞，藝術家維權打假的案例層出不窮——這個市場，水很深。

　　文物仿製為何紅火、該怎樣規範？這個擦邊球又擊中了文物藝術品市場的哪些積弊？學者、業者的回答，掀開了文物仿製産業的冰山一角。

　　影響

　　95%以上的仿製品屬中低水平，在古玩城淘寶是奢望

　　一份《地下作舊産業調查》，將中國的文物仿製産業掃入了輿論漩渦之中。公眾之所以關注，是因為仿製和造假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作舊也好、仿製也罷，在採訪中，文物仿製從業人員特別小心自己的措辭，他們決不會聲言自己是在“複製”文物。因為依據《文物保護法》等有關規定，從事文物複製的單位，應當依法取得資質證書。而且複製品的數量和流通路徑也是嚴格受限的。

　　《中國文物黑皮書》的作者、文化學者吳樹曾多次深入仿製點“偵查”，掌握了不少一手資料，“目前我國的文物仿製市場，95%以上的産品都是中低水平。”

　　説到“倣”，很多人都會關心它的合法性問題。“仿製違不違法、作舊該不該罰，法律上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吳樹口中的“沒有界定”，恰恰讓文物仿製踩在了法律監管的灰色地帶。無怪乎許多仿製者在捲入文物制假風波時，總會一再強調是“倣品”，而非複製文物，更不是造假。

　　從《地下作舊産業調查》的地圖上可以看到，仿製産業遍及全國10余個省份，涉及玉器、瓷器、青銅器、書畫等多個門類。“現在古玩城賣的基本上都是中低水平的倣品，高倣品絕少出現，更別説是真品。”吳樹的這一結論，或許會刺破許多人古玩城淘寶的美夢。

　　儘管文物仿製並未明確受限，但吳樹對此的觀點是，“不違法不等於沒有害。”

　　“去北京潘家園淘、去古玩城逛的人有不少都是抱著買古董的初衷去的，結果買回來的都是倣品，這也是一種欺詐。”有人會用“打眼撿漏”來為制售者開脫，你自己淘東西打了眼，怨不得別人。

　　對於這樣的觀點，吳樹很是憤慨，“時代不一樣了，以前收藏是小眾行為，風險全由消費者承擔或許只是局部問題，但現在少説也有幾千萬人往裏頭砸了錢，市場大了，就應該更加規範，制假售假者一定要嚴懲。”

　　文物仿製在清華美術學院副院長杭間教授看來，不僅會造成消費者經濟利益的損失，更動搖了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大部分仿製品做工粗糙，讓不符合歷史形制的仿製品流傳下去，往遠了説，會給歷史蒙上一層塵霾。”

　　“比如紅山文化的玉豬龍，原本都是很小巧的，現在一些倣品做成了像鐮刀那麼大，還有之前鬧得滿城風雨的漢代玉凳，將凳子穿越回了一個沒有凳子的年代。如果讓這樣的謬種流傳，是對歷史的草率，後人在傳承文化時極有可能出現誤差。”杭間認為，對文化品質的磨蝕，是文物仿製品的致命傷害。

　　原因

　　與文物沾邊才有錢賺，鑒定體系不完善讓倣品鑽空子

　　文物仿製依託的是中國豐富的歷史遺産，但如今它的“紅火”，在吳樹看來有著很現實的原因：錢。

　　“如果把這些仿製品當工藝品賣，估計生産商要倒掉一半。但是如果跟文物沾上了邊，甚至戴上文物的帽子，那麼價格就不可同日而語。”吳樹進一步解釋。

　　在吳樹看來，中低端的文物仿製品可以供消遣娛樂，基本不會擾亂文物藝術品市場，但是一些高倣品，就是衝著“以假亂真”去的。

　　吳樹曾經暗訪過景德鎮高倣瓷器的製造流程，“他們燒制出來的元明清瓷器，可以連成分都跟真品一樣，就算用上高科技手段都無法辨明真假。”

　　能躲過精密的科技檢測，是否能逃過專家的火眼金睛？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院長張友憲教授坦言，人工鑒定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上世紀90年代，圍繞一幅倣清代畫家石濤的作品是否為張大千所作，當時的南派與北派兩位鑒定大師的意見完全相左。“鑒別一幅作品是否是高倣，鑒定家之間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現在也並不鮮見。”

　　某些情況下鑒定體系的“無力”，為假古董佯裝“真文物”打開了通路，更讓不法分子對於仿製品的需求日益高漲。

　　需求決定市場。需要仿製品的不僅是期望從中漁利的商人，更因為一股“盛世收藏”的熱潮。據媒體報道，2011年，中國藝術品交易額近600億元，在全球市場獨佔鰲頭，幾乎相當於第二名美國、第三名英國交易額的總和。

　　這樣的數據讓“收藏高潮”的稱謂屢見報端，也極大拓寬了文物仿製品的出路。

　　規範

　　對倣品進行標記並追蹤，化零為整集中建立産業園

　　“市場繁榮，亂象叢生”，是吳樹對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的概括，同樣也可以用來形容文物仿製産業，“我們的仿製還很不規範，比如韓國在仿製瓷器時，需要配上標簽，寫明仿製者的信息，否則是不能交易的。”標明身份這一點，也被安徽省政府參事、工藝美術大師楊其鵬認為是最直接的規範手段，“政府應當設置專門的認證機構，明確每一件倣品的出處和去處，無論買家還是賣家都能做到心中有數，一清二楚。”

　　即便貼上了標簽，在利益面前，難保仍有魚目混珠者。把好鑒定關，是吳樹給出的方案：“我在7年的調查中，發現民間有很多古董鑒定高手。”

　　他建議，國家不妨在民間選拔一些草根能人進入鑒定機構，最大限度地將各種科學手段引入鑒定機制，然後分級建立服務民間收藏和文物交易市場的鑒定機構。“這樣，就能大幅減少假文物的流通。”

　　楊其鵬則希望政府能將散落各地的作坊式加工點集中起來，建立文化産業園，“將小企業、小作坊整合集中進入園區後，可以徹底解決噪聲、粉塵、污水等環境污染問題，也有利於行業持續、健康發展。”對於大量的文物仿製從業人員，張友憲認為應當講求職業道德，不要欺騙消費者，也不要直接參與高倣品的銷售流通環節，應選擇誠信守法的仲介機構來進行流通工作，以保證市場良性循環。

　　當然，追古也並不是唯一的思路，從事瓷器製造業的陳立恒有另一番考量，“中國瓷器不能老是倣古、復古，而要為瓷器注入新生命。古代的文化資源只有被恰當地運用才可能傳承下去，如果只是因循守舊或者束之高閣，絕對是一種浪費。”

　　在各路觀點中，也不乏強硬派。基於對中國文化品質受創的擔憂，杭間認為，“中低端的仿製産業容易攪亂市場，混淆視聽，不應該存在。”但他認為可以保留精倣工藝，與博物館進行合作，但是數量和流通渠道都必須嚴格監控，保證傳統文化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