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食品安全法》推出的“食品安全責任險”3年後，終於在北京有了“第一單”。4月14日下午，上市餐飲企業湘鄂情與長安保險簽署了《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合作協議》，投保累計金額為1億元，成為迄今為止長安保險推出《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後在京城的第一單，同時也是全國金額最大的一單。

　　“食品安全責任第一單”的示範意義，其亮點不在於湘鄂情高達1億的保單，而是作為一個從業者，湘鄂情投保1億背後的“業內自省”。這種“自省”意味著，以湘鄂情為代表的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把食品安全作為企業的“內生”壓力，而不是政府或者監管機構強加給企業的“負擔”。壓力若是“外生”的，受壓者總想著反抗；但若壓力是“內生”的，很多問題從源頭開始就可以被遏制。

　　湘鄂情的“自省”，可以看作是對當下餐飲食品業生態環境的一種“警惕”。“毒奶粉”事件之後，整個國內奶業環境已大不如前，外國奶粉大行其道，如果餐飲業仍不警醒，後果也不堪設想。但很遺憾，食品安全問題仍頻現報端，瘦肉精、染色饅頭、塑化劑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頻出現。

　　食品生産企業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這些企業並沒有完全承擔“犯罪”的成本，或是一跑了之，或是關門大吉。只有政府跑不掉，最後的“埋單者”就落在了政府頭上。在餐飲業這一高度市場化的業態環境下，政府最後當“冤大頭”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政府對責任事故的處理，雖然花費了較多行政成本和財經資源，卻收效甚微。例如三鹿事件，政府耗資11.1億元，但仍然難以對受害的27萬多名患兒實現完全的賠償。

　　能不能不找政府，先找市場呢？其實，我們並非沒有類似制度設計，“食品安全責任險”就是其中一種。它的真正作用是，能將政府從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角色中解救出來，專心做好一個“監督者”，在賠償資金有保障的情況下，政府能夠將食品安全的善後做得更完美。

　　但“食品安全責任險”推出3年來卻乏人問津。據悉，目前我國食品安全責任險的投保率不足10%，而且多數集中在出口産品上。投保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還是企業缺乏風險意識，一些企業對拿出這筆錢投保食品安全，有點“不屑一顧”。但有些國家責任險是強制購買的。當然，“食品安全險”費率較高也是一個原因。有些是按照營業額1%。或賠償金額的1%投保，微利的中小企業不願意支付保費。在一片為企業“減負”的當下，增加企業成本似乎不合時宜，但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很多。比如，一方面可以通過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方式對參保的企業予以一定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可以嘗試建立食品安全保險評級機制，實施動態保險費率，加強對企業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