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開始，經濟學界普遍議論的一個話題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制約因素，可能會從前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進入到今後一段時間的中速增長時期。在這些制約因素當中，人口老齡化到來，人口紅利即將消耗殆儘是其中重要的一項。

　　近日《中國是否跨越了劉易斯轉捩點》第一編著者、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勞動力供給也不再像以前一樣趨於無限。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中國尚未進入可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發展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面臨著“未富先老”的考驗。

　　“劉易斯轉捩點”判斷的提出

　　《經濟參考報》：您是國內最先提出中國已經達到了劉易斯轉捩點的學者，在這方面您是如何判斷的？

　　蔡昉：劉易斯轉捩點的到來，意味著廉價勞動力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開始並將逐漸發生變化。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如果勞動力短缺這個假設成立的話，資本勞動比的提高將會導致資本報酬遞減。這時，要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有全要素生産率的良好表現。因此，劉易斯轉捩點是否到來，對於經濟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從經濟增長、人口轉變、勞動力轉移、市場發育、宏觀經濟週期、參與經濟全球化、制度建設等角度的觀察與研究中，發現並論證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徵正在中國逐漸消失。由於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變化，用發展經濟學的術語來説，是到達了一個所謂的“劉易斯轉捩點”的階段性變化，於是，我開始寫作和編輯了一系列論文和著作，提供種種證據以論述這個轉捩點的到來，並嘗試揭示其所具有的政策含義。

　　實際上，從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現象，人們極力否認其作為一種長期階段性變化的表現，到如今幾乎無人不談工資上漲問題，本身就説明了這個變化的存在和深遠影響。

　　最值得欣慰的是，學術爭論使我的研究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體系。這並不是指任何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説通過不厭其煩的討論和説明，使我形成了關於論證劉易斯轉捩點到來的各種證據相對完整的視角，以及轉捩點到來重要政策含義的相對完整的概括。一個意料之外的收穫則是，由於我越來越把説服同行作為一項自覺的任務，在表達自己觀點的技巧上也有了一些進步，這些研究成果構成了本書的邏輯框架。

　　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經濟參考報》：在您看來，應當如何認識當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

　　蔡昉：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我國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改革開放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産類型的轉變。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傳統的定義，即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就是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按照規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後者效果為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説，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説，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産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政策挑戰。

　　我們收集了全世界130多個國家的數據，與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相比，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都高於平均水平。不僅説明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而且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由於中國的生育水平在短時間內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急劇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應提高，這兩個年齡段的人口呈現一種互相消長的態勢。在一定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於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帶來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相對上升。

　　從整體趨勢來看，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僅將持續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將越來越快，而與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將趨於減緩。這整個變化軌跡將形成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徵性畫面。

　　中國應該警惕“未富先老”

　　《經濟參考報》：近兩年來，您在多個場合都在呼籲中國應該警惕“未富先老”，您覺得在這方面政府應該怎麼做？

　　蔡昉：在完成人口轉變的條件下，人口老齡化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然而，在不同發展階段上，人口老齡化所引起的勞動力供給減少，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會産生不同的效應。

　　在大多數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發生於人均收入達到較高水平的時期。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加上了計劃生育政策的額外作用條件下，在較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上提前完成的，相應的老齡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處於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上發生的。即還沒有從勞動力豐富的稟賦結構，轉向資本豐裕的稟賦結構，從而還沒有在資本密集型産業中獲得比較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以及工資水平上漲的趨勢，意味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國長期享有的勞動密集型産業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將會獲得削弱。與此同時，由於從人均G D P水平看，中國尚未進入可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發展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經濟增長有可能喪失其可持續性。“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因此，目前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端倪，背後潛藏著動態比較優勢危機。

　　儘管目前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但是，在進入了老齡化社會進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降低的情況下，勞動力短缺的不斷出現，會對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産業發展政策，以及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嚴峻的挑戰。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時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當然，根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當勞動力從過剩到出現短缺端倪的時候，勞資關係、政府立法和工會作用都開始具備了向有利於勞動者方向變化的條件，因此，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構造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時機。抓住這個機會，有助於在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同時，著手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和社會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