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監會近日就新一輪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要求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加大對不當行為的處罰力度。對此，投資者期待新政讓造假者不敢造假。從維護投資者利益的角度出發，對造假上市行為給予更嚴厲的“秋後算賬”，增加違規違法的成本。

　　當前新股發行存在的問題，最突出的是“三高”發行，但並不僅止於此。發得太多、發得太高、發得太濫，如同“並發癥”，嚴重影響到國內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其中，造假上市與業績變臉，最令投資者深惡痛絕。高價發行的危害在於過度透支業績增長，而造假上市與業績變臉如同一場騙局，致使投資者損失更加慘重。近年轟動的勝景山河、綠大地等造假案，均是造假上市的典型。綠大地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以１６．４９元的價格ＩＰＯ發行，上市首日開盤價４０元，新股炒作期間一度上漲至６３．８８元，而停牌前的複權股價為１８．１４元。對綠大地的公眾股東來説，陷入了血本無歸的困境。我國雖已建立證券民事訴訟制度，但中小投資者通過法律訴訟獲得補償十分困難，也十分有限。

　　此次出臺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徵求意見稿，劍指多種違規違法行為，涉及財務虛假披露、路演和“人情報價”的監管、第三方評估等方面。換言之，在新股發行過程中，增加發行人與仲介機構等參與者的責任，讓不誠信的行為付出代價，促使各方的行為受到約束。就財務虛假披露而言，不僅追究公司法定代表人、財務負責人和相關人員責任，對負有責任的仲介機構和相關人員一併予以處罰。

　　其實，上市公司造假問題至今沒能得到有效遏制，根本原因在於違規違法成本太低。這導致了造假行為前赴後繼，仲介機構不把誠信當回事，某種程度上變成鼓勵造假。拿勝景山河的處罰來説，證監會認定仲介機構存在三大問題，包括保薦機構及其保薦代表人的盡職調查工作不完善、不徹底，對勝景山河的銷售及客戶情況、關聯方等事項核查不充分等，由此對保薦機構平安證券採取了“出具警示函”的監管措施，對保薦代表人採取了“撤銷保薦代表人資格”的監管措施。然而，這份號稱史上最嚴厲的罰單究竟有多少威懾力？與勝景山河矇混過關可能獲得的巨大利益相比，處罰顯得太微不足道。緊跟著尋求ＩＰＯ造假的公司不是沒有，證監會前不久否決了上海冠華的兩次上會，該公司披露的“新版”招股書爆出２０１０年披露的“舊版”招股書存在重大虛假記載。

　　再説綠大地造假上市案，靠虛假業績ＩＰＯ募集騙得３．４６億元，一審判決認定招股説明書“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數額巨大”，以及“構成欺詐發行股票罪”，但綠大地僅被判罰４００萬元，綠大地的多位高管均獲得緩刑，並沒有被處於罰款。這樣的判決被不少法律專家痛批為“蜻蜓點水、隔靴搔癢”，等於讓違法者全身而退。該案現已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一審判決，發回原法院重新審理。透過這起案件，可以看到國內缺乏嚴懲上市造假的法律環境。一審法院如此輕判，監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更難以起到遏製造假的懲戒作用。

　　此次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的徵求意見稿中，明確將對不當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意在提高ＩＰＯ發行的質量。從市場的初步反應來看，仍擔心“雷聲大、雨點小”。有專家指出，徵求意見稿對發行人、仲介機構的行為規範沒有超出過去的範疇，重申和強調的意義更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不能“光打雷”，有待細化落實加大處罰的力度。

　　對勝景山河及綠大地的“秋後算賬”，都不能稱之為動真格，難以“殺雞駭猴”。監管部門還應該積極推動相關法律的修改與完善工作，從根本上改變處罰力度過輕的問題。根據現行《證券法》第１９２條的規定：“保薦人出具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保薦書，或者不履行其他法定職責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沒收業務收入，並處以業務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暫停或者撤銷相關業務許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並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撤銷任職資格或者證券從業資格。”在三十萬元罰款上限的法律懲罰背景下，監管部門高喊加大處罰力度，顯然難以有較大的作為。

　　制售地溝油最高可判死刑，上市造假騙人錢財為何不能重判？１０年前發生的美國安然公司造假倒閉案至今讓人記憶猶新，當時作為國際五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最終落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結局。該案中，安然公司前首席執行官被指控的二十八項罪名中十九項成立，被判處監禁二十四年零四個月。可見，對上市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必須從嚴處罰，使造假者難有生存的空間。當造假者及其幫兇擔心“坐穿牢底”及“傾家蕩産”之時，保護投資者利益才不會成為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