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2年，新財富“中國資本圈最推崇的奢侈品牌”評選走過的這五年，見證了奢侈品行業由盛轉衰、觸底反彈的一個完整週期，伴隨著行業重心自西向東的轉移，經歷了與新媒體的愛恨情仇，也考驗著各位奢侈品大佬們排兵布陣的智慧與實力。

　　剛剛過去的2011年，各奢侈品集團的收入規模以及盈利水平幾乎全面超越了金融危機前的峰值，而中國市場對集團業務的貢獻也開始與歐美等傳統奢侈品市場分庭抗禮。中國消費者義無返顧地在世界各地大肆掃入奢侈品，國際大牌把“到香港上市去”當作新的時髦選擇，中國企業也開始踐行“拿來主義”，出擊海外將奢侈品牌收歸囊中。於是，一齣“中國拯救世界經濟——奢侈品版”的大戲轟轟烈烈地上演。在歐美等傳統成熟奢侈品市場受經濟疲軟的拖累，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似乎中國打個噴嚏，全球市場都會患上流感。

　　中國奢侈品市場增長放緩的猜想成了眼下奢侈品大佬們最為糾結的心病，果真如此又該如何應對？當仇富遭遇奢侈，“原罪”之説甚囂塵上，褪去華麗外衣的品牌又該拿什麼來收買人心？這些新命題的答案還有待時間來驗證。但通過總結過去五年各品牌在新財富“中國資本圈最推崇的奢侈品牌”評選中的表現，高下立現，十位操盤手浮出水面——旗下品牌上榜次數最多，且名次最佳，同時考量集團收入規模——唯一“破格”上榜的只有近兩年大紅大紫的英國品牌Mulberry首席執行官。

　　這十位操盤手，控制著高達3000億歐元的奢侈品市場，創造了超過300億歐元的年利潤。不管是集團創立人還是職業經理人，無論是老牌奢侈品還是新貴初登場，他們審時度勢，在品牌形象與商業利益中游刃有餘地行走著。只是如今，他們都不得不“臣服”于第11位“操盤手”：中國錢。

　　繼2010年銷售收入首次突破60億瑞士法郎、收入和凈利潤分別增長近20%和30%之後，2011年，斯沃琪收入71.43億瑞士法郎，增長近22%。2011年前三季度，LVMH總收入比上年實現15%的增長，達163億美元。2011上半年，歷峰收入同比增長29%，經營利潤同比增長41%。愛馬仕所有業務部門、所有區域市場在2011年前三季度都延續了強勁增長勢頭，除日本以外，全部門類都實現了兩位數的高增長，集團收入同比增長近20%。

　　儘管2011的全年表現尚未出爐，但光從這一組光鮮亮麗的數據就能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奢侈品行業依然高奏凱歌。然而，放眼全球，美國失業率高企、歐債滾雪球般膨脹、歐元岌岌可危、各國股市哀鴻遍地，奢侈品行業過往一年10%的增長水平即使不是一枝獨秀，也絕對算得上出類拔萃，“抗經濟週期”的美名又一次傍上了身。一向樂觀的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 CEO阿諾特甚至大膽預計，2012年全球奢侈品行業的市場容量將翻番，達到3000億美元的利潤規模。

　　在一片“樂觀估計”中，總有人保持著清醒，愛馬仕CEO帕特裏克托馬斯(Patrick Thomas)直言不諱：“一旦宏觀大環境出現問題，總會對市場産生一定的影響。即便我們今天還看不到，並不代表明天這些影響不會現身。”事實上，如果回望過去一年的奢侈品行業，品牌還是那些品牌，偶有新貴登場；大佬還是那些大佬，或有二代接任。但是這個世界裏的劇本和臺詞都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暫時，它們還未曾顯示在財務報表上。究竟是正增長還是負拖累，那就要看各位大佬們的應對之策了。

　　被放大的奢侈品原罪

　　在中文裏，“奢侈”一詞被解釋為“揮霍浪費錢財，過分追求享受”，於是奢侈品從降臨中國市場的那一天就背負上了原罪。看看近期微博上頗為流行的一條段子，其尷尬地位展露無疑：“一部iphone4，你可去雲南玩一圈；一個愛馬仕，歐美一遍也回來了；全世界你都玩遍，可能還沒花一輛跑車的錢；那時候，你的世界觀也都變了。生活在於經歷，而不在於名牌；富裕在於感悟，而不在於奢華。晚年時可以給後代講述我們的故事；而不是你擁有過的一件件過氣的名牌。”言下之意，奢侈品純粹是無意義的高消費。

　　與中文語境中的貶義不同，在英文裏，奢侈品至多也就是個中性詞，指代著“一切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範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然而，罪惡感與任何消費行為都是相伴相生的，更不説是被列為非必需的奢侈品。一項針對歐美亞三大洲消費者的調查顯示，有32%的人在購買了奢侈品後會産生相應的罪惡感或負罪感。當經濟寒流來襲、絕大部分人都捂緊錢袋過日子的時候，這種奢侈負罪感便陡然提升—既是出於對自身經濟安全的考量，也不想因“亂花錢”而引起公憤。

　　這還不是全部，新媒體的威力又插一足。還偏偏2011年有關奢侈品的負面新聞特別多，儘管有些純屬“無辜”牽連，但借由新媒體的力量，任何因素都會在短時間內被無限放大。

　　2011年最鬧心的品牌非迪奧(Christian Dior)莫屬，旗下第一大將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因歧視污辱猶太人而遭警方逮捕，在其被解雇後，似乎沒有一位設計師願意接下這枚燙手山芋。年中，一首名為“Gucci，Gucci”的繞舌歌曲經作者本人演繹後，在YouTube上一夜走紅，至今已被點擊數千萬次，這首歌把Gucci、LV、Fendi、Prada好一番貶損，足以讓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品牌顏面掃地，卻又無可奈何。

　　在中國，先有郭美美微博“曬富”，愛馬仕與瑪沙拉蒂的品牌頓時與腐敗挂上了勾，微博上各種有關她的消息多達60多萬條，後有深圳Gucci旗艦店被指以苛刻規定虐待員工、甚至曾導致孕婦流産，奢侈品的原罪之説變本加厲。歲末年初，關於茅臺“入奢”的爭論又添一把火。

　　關於原罪之説，電視劇《潛伏》裏，黨通局的投機商謝若林説過的一句話特別適用，“這裡有兩根金條，請問哪根是齷齪的，哪根是高尚的？”就像謝若林口中的金條一樣，奢侈品本身沒有齷齪與高尚之分，也絕無原罪。

　　只是，在這樣一個唯美的商業廣告與妖魔化的社會新聞齊飛的時代，在經濟不安全感如影隨行的世界，當越來越多類似郭美美事件的“奢侈門”出現，且不論給品牌增加的曝光率帶來的效應是正是負，起碼會引發更多消費者的思考，所謂的奢侈品到底是什麼？什麼才是能真正吸引他們出手的好東西？

　　事實上，從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開始，奢侈品的定義就開始經歷著細微的調整，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炫耀性消費受到嚴重打擊。學會了精打細算的消費者意識到高價並不等同高品質，他們逐漸學著揭開標簽看本質，除了品牌溢價，他們也開始更加關注商品的實用性，一如香奈爾説過的“奢侈就必須舒適，否則就不是奢侈”。於是乎，在愛馬仕專賣店裏購物的消費者選擇了沒有任何Logo與圖案的普通棕色購物袋，而不是品牌標誌性的橙色購物袋。2011年所發生的這一切，只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不管香奈爾的雙C標記是繼續打眼地出現在手袋的外部，還是印在內襯之上，炫耀性消費非但不會消失，而且仍將是奢侈品市場的中流砥柱，因為永遠都有被品牌光環所吸引的新鮮買家入場，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而言，不誇張地説，不炫耀，奢侈品消費就無從談起；當然，目標客戶群體的組成決定了，炫耀性消費隨著經濟週期，間或會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與此同時，也會有越來越多人開始發現、關注並珍視那些真正的好東西的價值—對這部分人而言，它們與價格無關、與Logo無關、更與別人的眼光無關。

　　中國奢侈品市場硬著陸猜想

　　2011年4月，被譽為“中國當代藝術品收藏第一人”的尤倫斯夫婦將105件藏品以5500萬美元的價格在蘇富比悉數出手，中國藝術品乃至奢侈品市場的泡沫説浮出水面。有市場人士將之視為中國奢侈品市場好景不在的一大信號。

　　日曆翻至2012年，事實證明，這樣的擔心似乎有杞人憂天之嫌。然而，2011年A股市場跌至2009年3月以來的最低點，基金債券各種投資工具幾乎全盤皆墨，再加上銀根緊縮和政策對房地産市場的持續打壓，財富效應顯著縮水可謂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在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幾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奢侈品市場是否會遭遇硬著陸，成了最讓奢侈品牌大佬們糾結的心病。

　　偏偏，越來越多的數據和事實正在佐證和放大這樣的擔心。

　　2011年底，佳士得舉行的一場中國當代藝術拍賣會結果遠不及預期，14件拍品中有6件流拍，4件拍出的價格低於最低估值。中德安聯人壽保險公司(Allianz China Life Insurance)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富人開始增持現金，減少在股市、房地産和其他領域的投資，自然也沒有“閒錢”置入更多的奢侈品。奔馳和寶馬在中國的經銷商分別調低了若干車型的零售價，行業研究機構估計，2012年中國高端汽車市場的增速將從2011年前10個月的41%驟跌至16%。

　　貝恩諮詢公司出具的報告更是明確指出，雖然中國奢侈品市場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整體良好的商業環境中仍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各大品牌對中國奢侈品市場的前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2011年，一些品牌一改往年在中國大開門店的作風，放緩了擴張腳步，轉而關注提升門店的業績。2011年四季度，中國奢侈品市場的消費增長趨緩，相比2010年和2011年26%左右的高速增長，預計2012年中國奢侈品市場增長的步伐將會放緩至20%左右。

　　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奢侈品市場硬著陸猜想的本身就説明了中國市場之於奢侈品牌的重要性。從波爾多葡萄酒到Birkin手袋，從當代藝術品到飛機遊艇，中國富人已經成為支撐奢侈品市場的生力軍，不僅彌補了美國和歐洲市場需求的低迷，還成為奢侈品集團和整個行業增長的發動機。各個奢侈品集團裏佔比越來越高的亞洲業務規模，遙遙領先的亞洲地區收入增長與開店速度，頻繁面市的向中國消費者“獻禮”的限量版商品，扎堆在香港上市的舉動，都是最好的證明。

　　以已經成為中國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品類的腕錶為例(2010年消費規模為225億元，佔比45%)。2008年，中國香港首次登上了瑞士鐘錶出口地區(國家)排行榜的首位，當年成交金額近27億瑞士法郎，2010年時，其與排名第二位的美國的差距增加至15億瑞士法郎。中國內地市場則在2010年以近11億瑞士法郎的成交額，成為瑞士鐘錶的第四大出口國，與2003年的2億瑞士法郎相比，翻了5.5倍。而2011年前11個月，中國內地市場座次再度攀升，以14.66億瑞士法郎的成績榮登“探花”之位，同比51.4%的增幅當仁不讓地在瑞士鐘錶最大的30個出口地區(國家)中居於榜首，接近整體增幅的三倍。

　　從目前各個奢侈品集團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來看，似乎已經到了中國打個噴嚏，全球市場都會患上流感的地步。在歐美等傳統成熟奢侈品市場受經濟疲軟的拖累，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中國市場的份量就更顯突出—一旦中國奢侈品市場真的出現硬著陸，那麼奢侈品集團將遭受東西夾擊之苦，實現收入和利潤的整體增長只能是水中花、鏡中月。

　　問題是，中國消費者的錢包才剛剛鼓起來，對奢侈品的慾望也才剛剛打開。炫耀性消費固然不值得鼓勵，但卻是每個市場必經的階段，也是必然的組成部分。即便2012年中國經濟確實放慢了增長的腳步，也並不代表中國的奢侈品消費者和潛在消費者會縮減奢侈品的開支—中國市場獨特的發展歷程決定了，不久中國消費者對待奢侈品的態度與其他國家不同，其消費行為與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可比性，因此也就沒有歷史經驗可以參照。

　　唯一肯定的只有兩點。第一，如果未來一年中國消費者一如繼往地涌向世界各地的奢侈品門店，奢侈品集團會異常忙碌，集團大佬們也會非常開心；同樣留給行業專家、經濟學家一系列的疑問去解答。第二，中國奢侈品市場已經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儘管從消費情緒、各大品牌在中國市場的投入來判斷，中國奢侈品市場肯定還會增長，但遲早會有放緩和趨於穩定的那一天。到那時，也許奢侈品集團會發現其他的增長點，但更為成熟理性的消費者一定會讓中國成為全球奢侈品行業真正的中流砥柱。

　　大佬們的抉擇

　　消費心理和行為的轉變，新媒體的涌現以及市場重點的轉移，都成了橫亙在奢侈品牌大佬們面前的新挑戰。事實上，這些變化的發生並非一夜之間，它們已經在潛移默化中促成了奢侈品行業版圖的重組，也重新分配了這個王國中的權力。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奢侈品新勢力的崛起。阿諾特把現代奢侈定義為，非平凡人的平常消費與平凡人的非平常消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前一部分消費者都是奢侈品行業最主要的目標所在，而在過去數十年中，後一部分人開始在奢侈品市場中顯山露水。他們的出現與日益壯大不僅讓老牌奢侈品集團日益重視，也因應他們的需求調整戰略，更讓Coach和Mulberry這樣的新貴能在不長的時間內奠定自己的行業地位，並招攬到大批的擁躉。Coach的CEO雷弗蘭克福特以及Mulberry的集團主席兼CEO賈德弗雷戴維斯都踩準了時點，抓住了消費行為的轉變，把品牌推向國際的同時，自己也躋身這個行業的操盤手行列，雖然他們都並非品牌的創立人。眼下，他們又把共同的目標鎖定在了中國。

　　擁有同樣智慧的還有從2006年起出任巴寶莉行政總裁的安吉拉阿倫德茨，所不同的是，在她接手前，巴寶莉已經是一個行銷全球的奢侈品牌，只不過是英雄遲暮，而她一手改造了品牌DNA，把這個保守、脫節的英國品牌重新打造成今天形象年輕的潮牌，在任5年集團收入翻番。上任之初，她就將中國作為其擴張版圖中的重點目標，2010年，又以7000萬英鎊的代價全面收回了品牌在中國的零售經營權，包括50家店面和特許經營夥伴的相關資産。正是因其對中國市場的倚重，在中國奢侈品市場增長將放緩的猜測陸續傳出後，巴寶莉股價也一度從峰值下跌超過1/3。

　　不管是新貴還是老將，積極向中國市場靠攏都是必打的一張“牌”。屢次上市未果的Prada最終得以在香港地區圓了多年的夢想，因為“IPO的地點其實就代表著我們要去的市場”。以狩獵品牌著稱的阿諾特繼收購中國白酒品牌之後，更是把目光投下了奢侈品以下的市場，早先購進百麗國際(01880.HK)股份，入股深圳女裝品牌瑪斯菲爾未果後成功參股另一女裝品牌Jorya，其對中國市場的親睞可見一斑。

　　另一個引得眾大佬們競相出手的目標則非網絡莫屬，儘管網絡銷售對奢侈品而言“雙刃劍”的作用十分明顯，但與數年前還猶豫於是否上線不同，他們已經開始全力對接新媒體。集品牌創始人、集團主席、CEO、設計師于一身的阿瑪尼繼先人一步推出官網後，2008年底，更是將官方網站徹底改造成了網上商店，除了高級定制以外的所有品牌都可以在線購買。並且，這一服務覆蓋的市場還包括了中國內地(2010年底上線)，這也是大型奢侈品集團在中國推出的首個此類網站。此外，把時裝秀搬上網成了奢侈品牌新的潮流，歷峰的魯伯特拿下了號稱“歐洲網絡奢侈品零售業典範”的NET-A-PORTER，阿諾特推出了集團在線刊物Nowness，連愛馬仕都登上了Facebook和Twitter。因為他們都明白，不是互聯網的“狼”來了，而是距離大批的潛在消費者只隔著一個小鼠標的距離。

　　見證並參與行業變遷的同時，奢侈品集團本身也經歷著新老交替的必然環節。PPR和斯沃琪集團的二代粉墨登場。PPR的小皮諾特2003年從父親手中接過CEO的職務，2005年起同時出任集團主席，接班後，他重新部署了集團發展重心，集中力量開發能帶來高收益的奢侈品業務，將其他業務轉手賣出，並通過並購打造了如今的Gucci集團。而2010年才走馬上任的小哈耶克，守成智慧威力初顯，對鐘錶行業的又一輪整合正在進行之中。

　　似乎“我自巋然不動”的只剩下愛馬仕一家，奢侈品金字塔頂端的定位也給了其代代相傳的家族足夠篤定的資本。儘管首位家族以外的掌門人已于數年前登場，但愛馬仕依然恪守著家族控股和品牌獨立的立場，詮釋著“文化＝商業價值”的完美等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