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從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轉為消費導向，它帶來的影響是各方面的

　　雷小山1990年代中期從美國來到中國，並自2003年起定居中國。他的新書《廉價中國的終結：顛覆世界的經濟和文化趨勢》（The End of Cheap China: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ends that will Disrupt the World），通過其十多年來在中國的個人經歷，通過與億萬富翁、政府官員、民工、白領甚至性工作者的大量交談，以及各种經濟數據，來描述中國的轉型和對世界的影響。

　　書中將會談到：勞動力和地産成本的提高將會如何迫使生産廉價商品的製造商關閉、重新選址、或往價值鏈上端轉型；中國如何從出口驅動的經濟體轉型成為內需驅動；中國人的收入提升將會創造國外品牌向中國銷售的機會；中國的消費將會如何對全球商品市場造成壓力，引發通脹以及與其它國家的摩擦。

　　Q: 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A: 首先，我寫作這本書是因為現在美國有許多人為製造的恐慌。政客、商人、許多經濟學家都在説中國的崛起將會傷害美國。我不這樣認為。這本書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試圖停止這種恐慌的製造，試圖用一種理性的方式研究中國。

　　在中國做生意將會更貴—房産租金仍然以兩位數增長；人力成本正在提高，譬如去年中國31個省中的21個都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22％。這意味著人們不能再把中國視為一個廉價之地。

　　它帶來的影響是各方面的。第一，人們可能不得不把工廠遷移到其他更廉價的地方，譬如印尼和越南。書的第二章講到某個傢具生産廠就這樣做了，他們搬遷到了印尼。但是猜猜看發生了什麼？他們後來又搬回了中國，因為印尼的勞動力效率低下。回到中國後，他們正在試圖將産品在中國做內銷。他們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必須提高商品的售價。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一直扮演著給美國帶來通貨緊縮壓力的角色，中國人願意低價勞動，因而銷往美國、西歐的商品價格很低。但現實將不再如此，人們會發現，中國的通貨膨脹將會輸出到世界各地。

　　第二，我認為中國正在從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轉為消費導向。當認識到中國不再廉價後，人們需要做的是向中國市場銷售。這對於Gap、Ralph Lauren、Nike這樣的品牌意味著什麼？我在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寫中國女性的崛起，女性正在成為零售消費中重要的決策者，我們應該想清楚如何向她們銷售，她們的希望、夢想和動力是什麼。

　　Q: 為什麼你會在書中特別強調女性生産者和消費者在經濟中的作用？

　　A: 在上世紀50年代，女性佔據的家庭收入大約是25％，到了90年代上升到35％，現在大致與男性相當。但實際上，我們在採訪許多民工時發現，女性的收入正在超過男性。由於消費服務的産業轉型，體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採訪了許多來到上海的農民工夫妻，通常男性做建築工人，工資為人民幣1000到1200元，他們很難再找到其他工作；而女性做家政、足浴按摩等服務工作，月薪可達4000或5000人民幣。女性正在轉變成為家庭的動力來源。我們發現，許多男性開始搬回家鄉。中國曾經有過整整一代被祖父母撫養的留守兒童，而現在男性開始回鄉撫養孩子，女性則留在上海或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成為主要的經濟來源。

　　中國不再只是一個生産之地，而成為了重要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你需要重視女性，因為她們正在驅動銷售。在我的諮詢業務中，幫助中國和西方的公司制定市場策略時，我發現許多公司跳過了女性，專注于男性。但他們的認知是過時的，他們認為男性是賺錢和帶來改變的群體，但未來將不再是如此。

　　Q: 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曾經預測亞洲金融危機）的觀點和您非常不同，他們往往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帶來的影響持悲觀態度，這在美國是否主流？

　　A: 不幸的是，他們代表的是主流。這也正是我寫作此書的原因。克魯格曼説中國的生産力高是因為人民幣匯率，説中國正在偷走美國的工作機會。他的觀點站不住腳。我不清楚他是故意撒謊，還是通過扭曲事實來獲得關注。中國並沒有偷美國的工作。想想看，奧巴馬政府自從入主白宮以後，已經從美國驅逐了100萬非法移民。再比如，儘管就業環境惡劣，美國的農業工作仍然有大量空缺，因為現在的美國人太懶了。實際上，他們不願意在低端的工業製造行業工作。中國並非由於匯率而取勝，而是由於美國人不想要那些工作機會，而中國在這一層次的勞動力儲備有更高的效率，同時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更好的基礎設施。

　　老實説，我對克魯格曼的做法非常氣憤。我認為他在煽動對中國的仇恨情緒。當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這樣寫時，即使並無根據，人們仍然會相信他的論點。實際上，在我採訪許多跨國企業時，他們中的大部分都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太多。但他們由於恐懼而不會公開表達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會招致國會的批判、普通美國人的指責。

　　Q: 這種情況是否有改變的跡象？

　　A: 我很擔心。美國的經濟復蘇遲緩，而且我認為美國的整體實力正在下降。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們需要找替罪羊。尤其在選舉年會看到許多對中國的指責。

　　我希望更冷靜的思想能夠勝出。習近平在美國的表現很好。我很高興我不是中國的執政者，這是個非常難坐的位子—不管你做了什麼，最後一定會被美國批評。這是現實。因為美國非常恐懼，但是又不理性。關於人民幣、偷工作、軍事威脅的説法，對於任何腳踏實地的人來説都是沒有根據的。

　　但中國需要提升軟實力，目前的軟實力還很弱。我是中國政府的強力支持者，但對於社交媒體，他們應該考慮解禁Twitter和Facebook。我理解也同意這是對穩定的挑戰，但與其封鎖，不如監控。封禁社交網站只是給了批評者們材料。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並不會使用Twitter或者Facebook，由於語言，也由於它們沒有新浪微博或者其他本地社交網站那麼受歡迎。

　　我認為眼下是個困難的時期。所以我希望冷靜和理性可以勝出，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國以及中國正在如何發展和進步。

　　Q: 廉價中國的終結，將會帶來哪些影響？

　　A: 西方國家和公司必須要面對這種變化。我採訪了澳大利亞、加拿大、非洲國家的許多高級政府官員。中國的發展，將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中國正在世界各地投資自然資源。那些國家該如何面對和處理這種變化？這是非常嚴峻的問題。以房價為例，澳洲的房價增長失控，不僅僅因為中國人正往那裏移居，還因為中國人在房産上的投資。政府面臨著棘手的問題，他們需要找到解決方法，既能夠歡迎中國的資金，又能夠不毀壞澳洲人、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對於那些能夠做好調整的國家和公司，這種變化會帶來好處。但如果不作調整，就會受到傷害。

　　在中國，我認為很多公司將會難以為繼。如果你只是依靠低成本或者關係，未來就很難做好。到一定時間點後，企業不能僅僅專注于降低營運成本，必須提高生産的價值，因此需要自動化生産線、銷售更貴的産品、創造自己的品牌等。中國的企業不應該是代工生産商（OEM），而需要創造品牌，向消費者或者企業銷售。

　　Q: 你在和中國的億萬富翁、政府官員、民工訪談時，他們對於中國的變化怎樣認識？

　　A: 和政府官員交談時，會發現他們非常自信，但有時過於自信。他們理解中國正在面臨的許多問題，並且正在努力改進，譬如提高最低收入標準、提高社會安全、推動中産階級的誕生。這些都很好，但我認為他們對於經濟轉型中的某些困難低估了。

　　例如提高最低工資帶來的問題。政府想要在未來5年，保證最低工資標准保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長，但這樣做會造成通貨膨脹的預期。另外，我認為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民眾在某些領域的憤怒的嚴重性，譬如食品安全。書中有一章關於食品安全的，人們對於缺乏信賴、缺乏改進的現狀很不滿。每個人都很擔心，但是每個人都不斷看到令人恐懼的傳言或醜聞。

　　而中國的富人變得越來越富有，即使是在經濟危機之後的困難時期依然如此。他們是非常好的銷售對象，中國的奢侈品市場非常樂觀。

　　我認為在經濟上有一些潛在的問題。第一，我擔心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過於傲慢。他們一直被教育中國的經濟將持續成長，他們的個人收入也將保持增長，但他們從未面臨過艱難困苦的時局。現在，5年內換過5份工作，收入大幅增長的年輕人很常見。所以我很擔心當經濟情況變得不好，當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並未真的變富有，買不起房、買不起車時，會發生什麼，這會引起很多問題，甚至比貧富差距的問題更嚴重。保持中産階級快樂和充分的就業非常重要。那些具備智力、能力和一定財力的人們，如果開始嫉妒，就會引發變革。第二，我認為政府低估了勞動力儲備的問題，儲備正在變小。如果政府繼續不允許生育多個小孩，或者限制國外的低端勞工進入中國，都將會損害社會。我認為應該讓越南、印度、印尼等國的勞動力進入中國，幫助解決低端工作的問題，譬如製造業等中國人不再想做的工作。在廣東，許多工廠有20％到30％的職位空缺，所以許多企業在往河南、四川等地遷移。因為工人們説他們不想做這些工作，或者如果他們做這些工作，他們希望可以離家鄉更近，而不用再背井離鄉。

　　Q: 通貨膨脹將會是中國的一個大問題？

　　A: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必須提高人們的收入。同時，只要美國繼續不負責任地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全球的商品市場將會繼續波動。中國在未來幾年中都需要面對每年3％或4％的通貨膨脹。對此我十分擔心。

　　我們的客戶都在試圖弄清楚一些問題：是否可以全面提高産品的價格？是否可以增加更昂貴的新産品類別？是否要建立新的品牌線？這些都是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企業雖然可以自動化産品線來減少成本，但是向終端消費者加價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就好像星巴克，總是在推出更貴的新産品。

　　Q: 在中國的這些年接觸和了解許多人以後，最讓你難忘的故事是什麼？

　　A：我和我妻子的祖母經常聊天。她的名字是黎莉莉，是30年代的影星。我的書中有一章是關於她的故事，關於她在文革中經受的痛苦。

　　當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我本以為她會問我：你的職業規劃是什麼？你以後會怎麼照顧我的孫女？但是她和我説的卻是：“有時候你必須站起來，反對邪惡”，“有時候河水朝著這個方向流，但你必須朝另一個方向走”。她告訴我文革中發生的事情：當時，由於她的父親錢壯飛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丈夫羅靜予是電影公司的老闆和著名導演，江青認為他們是很大的威脅而加以迫害。最終，在紅衛兵無休止的批鬥和折磨中，她的丈夫羅靜予選擇了自殺。她接下來和我説的是：一定要記得如果我們不做好工作，就是在摧毀前人所做的犧牲；不管做什麼工作，都要確保我們做的事對國家有益，對普通人有利；確保我們不會變懶，不然她的丈夫、父親的死就沒有意義。

　　當我逐漸認識一些領導人，會意識到他們確實試圖在幫助國家。但他們成長時經歷的痛苦，令他們後來所作決定讓西方人難以理解。好比許多美國人都嘲笑中國對於不穩定的恐懼。但如果觀察現在的主要領導人，譬如習近平，他的父親習仲勳曾被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久，就會明白他們對穩定的渴求為何如此強烈，他們不希望國家再次遭遇混亂，文革的傷疤仍然很深刻，社會上每個細節都被文革所影響，但人們對此的分析並不夠。

　　Q：你在書中也採訪過一些性工作者，以及通過性産業所觀察到的現象？

　　A：是的。從對待性工作者的態度上總是可以了解到許多社會的狀況。我發現，現在中國的妓女沒有過去那麼漂亮。在90年代中期，她們很漂亮，而且到處都是。現在能看到的普遍變醜了。我認為這是好的，因為政府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女性的收入提高了，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人們不再想做這種工作。

　　另外，西方人經常説中國怎麼會到處都是性工作者？政府明明在大力打擊色情産業，但是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許多。我用這個例子來説明地方官員會産生腐敗和保護現象，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區別。許多美國人認為政府是統一的權力，就好像中央説了什麼，其他所有人都會緊緊跟隨。我認為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上，總體上我同意中央政府的政策，但他們不可能就這麼簡單地處理問題。

　　Q: 為什麼90年代時會來中國並定居？這些年看到最大的變化？

　　A: 我過去曾在韓國、菲律賓待過一些時間，和他們的政府官員、商界領袖交流，他們都和我説，小山，要注意怎麼應對中國的崛起，而當時美國都還在談論日本。我認為，如果亞洲的鄰居們在擔心中國而不是日本，對我這樣的美國人去理解中國，以及幫助美國是很有意義的。我認為美國對國際關係、權力轉移的理解總是比實際情況晚15年。

　　我從1997年到2003年期間，每年有半年時間在這裡。2003年到現在，我基本上全年都在這裡。我看到的最大變化是，人們開始享受生活。當我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人們還在為吃飽穿暖而掙扎，有一次我在天津的街道上走，我看到上千人舉著紙牌，上面寫著求職。當你理解人們15年前有多貧窮，現在他們如何生活，就會理解為何有那麼多樂觀情緒—人們記得黑暗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