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歸嬰孩”是老子所視的最高人格理想。嬰兒對這個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儘管他不知道應該相信什麼，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滌了世界。在時代文明困境中，我們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文│本刊記者 袁建勝 編輯

　　何伊凡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熱愛生命

　　1968年，20歲的詩人食指寫下了《相信未來》，那種絕望中的“相信”，一唱三疊，令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怦然心動。

　　44年之後，詩歌依然有人傳誦，詩人老了，雖走出精神病院，卻潦倒而寂寞。令人尷尬的是，唯一沒有變化的是，當年“相信”這首不合時宜的詩，近半個世紀後，依然顯得不合時宜。

　　在中國，“陰謀論”比任何一種理論都盛行，我們相信真相背後必然有真相，秘密背後必然有秘密，交易背後必然有交易。領導不相信下屬，民眾不相信官員，病人不相信醫生，股民不相信財報，商人不相信商人，愛人不信任愛人。面對權威，質疑是社會的良心與進步的力量，但當最基本的信任體系崩潰，一個有3000年連續文明史的大國扶不起摔倒的老人，精英階層紛紛在考慮移民，焦慮與狐疑的氣氛瀰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還有多少人“相信未來”？

　　2011年12月，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論壇上，我問一位上市中小企業的董事長：“在將過去的一年裏，你還相信什麼？”他右手抓著熱氣裊裊的咖啡，像是沒有感受到它的溫度，沉吟一下，認真地説：“活著，我相信只有活著才能有機會。”

　　這是一個苦澀的玩笑，當對未來缺乏信心，“剩者為王”就是成功之道。

　　不過，“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拋棄它出現的背景，實際也是一種正向的能量，可以稱之為“信力”。許多人曆盡千辛萬苦，也百折不回，就是因為有“信力”的支撐。他們一生所相信的，未必是具體的人與事，但他們堅持自己的抱負與期許。

　　人的行為由其自我認定的生命價值所決定，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中，曾介紹精神的三種變化，即：駱駝、獅子與嬰兒。第一階段是駱駝，習慣於聽別人對他説：“你應該如何！”這是處於被動接受命令的階段。第二階段是獅子，就是他對自己説：“我要如何！”這顯示他已經從被動轉為主動，能夠決定自己的作為，可以開創自己的世界。最高境界是嬰兒階段，只説簡單的一句話：“我是。”這即為不帶偏見，全新創造，“兒童是無垢而善忘的，一個新的開始，一個遊戲，一個轉出自我的輪子，一個原初的運動，一個神聖的肯定。”精神抵達這個階段，才可以成為真正的人。

　　尼采的論斷在東方哲學中早有共鳴，“復歸嬰孩”是老子所視的最高人格理想，最合於“道”的人生境界，唯有含德深厚的人才能返回嬰兒般的純真柔和的狀態。

　　嬰兒對這個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儘管他不知道應該相信什麼，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滌了世界。在時代文明困境中，我們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背叛”的價值

　　當火車剛剛發明時，沒有多少人相信它會跑得過馬車；飛機剛發明時，沒有人相信人類飛翔的夢想從此實現。“相信”永遠是一個悖論，只有少數人能透過黑暗的隧道看到終點的光明。

　　亨利福特就是在“我相信”的支撐下將汽車帶到世界。1896年6月4日，福特把自己家的手推車拆掉，車架裝上四個自行車輪子，把它開上底特律的大街，他造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汽車。直到7年後，福特在經歷了兩次失敗之後，他的第三家公司才幸運地活下來。1908年10月1日，福特公司推出了T型車。1913年，福特又啟用了世界上第一條汽車流水線。這時，福特公司仍然是一家普通的企業，與美國大街上跑的幾十種汽車品牌相比，他們的優勢只是生産得快一點而已。

　　1914年新年剛過，福特做了一個決定：將工人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這幾乎兩倍于當時美國工人最低日薪。這是一個奇怪的決定，對於以盈利為目的企業，成本越低，利潤自然就越高，如果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資，無異於自殺。工人沒有提高工資的要求，社會平均水平也是如此，企業主動這樣做實在沒有必要。

　　當時的美國企業家們幾乎一致認為福特是要“毀了美國工業”，金融界人士也站出來指責，這是“背叛者”的“瞎胡鬧”。《華爾街日報》甚至説，這一行為不僅違反了“道德規範”，而且是“犯了經濟罪”。

　　福特想法卻有不同，既然已經能夠大批量生産價格低廉的汽車，如果員工們都能買得起，就可以賣出更多的車。他相信提高工人報酬，反而是削減成本的最佳舉措。他説：“我可以找到創造高工資的生産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顧客的數量。”

　　如今回顧福特的奇怪決定，我們才能認識到它的真正價值：如果沒有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資，讓更多人有更大消費能力，流水線和T型車很可能成為技術博物館的收藏品，而非又一次工業革命的觸發點。這個決定也成為美國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他創造出一個穩定的工人階層，並用不斷升高的平均收入培育出中産階級。直到目前，這仍被公認為是最具穩定性的社會結構。

　　改變這個世界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思想家，另一種是實踐者。思想者從理論原點開始，構建自己對於世界的認識與基本價值體系，為後世提供精神資源。而那些偉大的實踐家，則是用自己一個個看似隨意，卻又堅定的決策與執行，來創造新的價值乃至秩序。

　　這種相信，通常不見容于彼時的環境和主流認識，但因為夢想足夠堅定，足以令他們忽略眼前的，源自相信的力量甚至以極端“背叛”的形式出現。蘇格拉底為了道出他所不為人所信的真理，被雅典的統治者處以極刑，他與學生柏拉圖的思想，卻成為歐洲文明的來源。

　　也許我們的想法和行動並不能在現世中得到驗證，只要我們聽從靈魂的召喚，傾聽內心的聲音，以一種嬰兒般的純凈之心選擇自己的道路。這種相信便會轉化為強大的“信力”，支撐我們及周邊的人，走上通往未來的道路。

　　一隻“喪家狗”創造的文明

　　空間上在地球北緯25-35度之間，時間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曾出現一次“軸心時代”。希臘、以色列、印度、中國這幾個古老民族，先後方式各異地經歷了一種突破，被人稱之為“哲學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對自身在宇宙中的座標發生了一種系統性、超越性的批判性反省，確立思想形態，改變舊傳統，推動自己的文化進入嶄新、更高境地。

　　許多先賢大哲都出現在這一時代，如中國的諸子，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的先知，古印度的釋迦牟尼等。這些可以完全復歸到“嬰兒狀態”的思想家，把自己內心中認識到的世界展現給別人，成為各民族思維和行為模式的核心來源，其“信力”成為改變世界、創造文明的核心驅動力。

　　公元前492年，年屆六十的孔子再次離開家鄉，坐著顛簸的馬車，前往鄭國，也許是一次短暫的休息，也許是遠方的夕陽撥動了心緒，他和弟子們走散了。弟子子貢焦急的尋找，一位路人熱心地對子貢説，我在郭城東門外看見一個老頭，腦門有帝王之氣，像堯；脖子威嚴淩厲，像皋陶(傳説中虞舜時期的司法官)；肩膀有富貴氣，像我們鄭國現在的一個貴族子産。看上半身貌似有聖人氣象，再看下半身，比舜短了三寸，就像喪家狗一般垂頭喪氣。子貢一聽，趕緊跑到郭城東門，發現老師果然站在那裏，怡然自得地等他。子貢趕緊跟孔子説了鄭人對他的無禮描述，孔子一點都不生氣，反而説，形像是細枝末節，根本不重要，説我是喪家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對照孔子的一生，“喪家狗”的評價確實名副其實。春秋時期開始，失去權威的周王室無力控制諸侯，群雄並起，天下戰亂，陰謀盛行，道德敗壞。孔子相信，自己描繪的人間秩序能改變綿延千年的亂局，但是，他又絕望于自己的祖國，遍訪諸侯又一無所獲，只好又回到家中，收徒講學終老此生。他有家，有妻子門徒；他又沒有家，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園。

　　從出現的歷史背景看，中華文明的爆發與西方不同，它生發在一個混亂的時代。面對禮崩樂壞的境地，孔子沒有妥協，而是通過“仁”的確認，呼應混亂之前的人間秩序。此後每逢亂世，儒家文化就給予中國人以改變現實的力量。從孔子在自己的“相信”中讀出了三種力量。首先是“仁”存在，認識到“仁”是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過自我努力得以完善，這是他對所處歷史時代非人化傾向的回答。雖然他不承認自己是聖人，但他相信，通過個人的努力，人類有可能變得神聖。

　　由於與政治與權力的滲透與侵蝕，後世儒者對於孔子有關“仁”的闡釋，逐漸脫離了人的價值思考，儒家倫理也呈現出被統治者濫用的趨勢，但以儒家文人為主體的文官集團一貫堅持“仁”的追求，並在政治道德化方面進行著不懈的努力。這種信念與皇權的道德政治化之間的博弈，為此後2000年中國帝國時代的穩定，提供著政治與文化的支柱。

　　其次是行動力。儒家是行動主義者，講求實效，正視現實政治的世界，並且試圖從內部著手改變它。他們相信，既然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聖人”，自然對握有權力、擁有影響的人理所應當的保持批評態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無法進入權力的核心地帶，將自己的“仁”變為現實，但他們以自己的韌性和行動力，開闢新的領域，從外圍入手，提供一種幾乎無望卻最終勝利的解決方案，這就是教育。

　　自孔子開壇授徒，在官方之外首次確立民間教育的可行性，教育便成為儒家一以貫之的知識傳承和行為模式，經過長達數百年艱辛的努力，使他們成為控制文化系統令人矚目的社會力量。學者杜維明就認為，對教育的壟斷幾乎是儒家在漢代再度崛起的唯一因素。當漢代統治者真切意識到，馬上得天下並不能馬上治之，並試圖以某種精神資源和文人集團來提供管理及行政支撐時，發現自己無從選擇，只有儒家知識分子可資使用。

　　第三是包容與創新。儒家從不試圖與現世和權力決裂，構建另一個意義世界，它也不與其它思想流派決裂，對於自己持不同態度的部分置之不問或重新解説，更有意識地吸收改造其它學説的精華，收為己用，最終形成百家歸一的自身體系。儒家也在現世的工作中不斷修正自己核心理念之外的表達方式，通過不斷更新的技巧和策略性妥協，以保證自己的理想在現世中得以推進。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末的一個漫雪的冬天，王安石啟程赴京，在驛站昏黃的燭燈下，他寫下這樣的詩句：“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位自小隨父遊歷，對帝國內憂外患有切膚之痛的儒者，終於有機會實現他的抱負。

　　在其後的兩任期間，他幾乎是孤軍奮戰、強力推行一系列變革，對之前的體制和法律進行全面的否定。在政敵的圍攻之下，他還頗為自得，將他們的話改造之後作為自己的行事原則，“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為，人言不足畏”。這位一貫邋遢、經年不洗澡、似乎和誰關係都不好的宰相，自進京之時，便以商鞅自居：五馬分屍尚不足懼，又何畏人言？

　　元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六日，66歲的王安石在江寧府(南京)孤獨的死去。早在被罷官之前，他主持的、可以將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歷史學家黃仁宇語)的變法便被掃蕩一空。

　　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言，王安石是一個失敗者，失敗于他對現實的超越和歷史軌跡的把握。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導言中評述歷史人物時曾説道：“他們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人物，正因為他們主持和完成了某種偉大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幻想、一種單純的意向，而是對症下藥適應了時代需要的東西。”

　　從後世的影響來看，王安石和其他卓越的儒者一樣，是一個成功者。他們相信孔子的“大同世界”一定能在人間實現，並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將“信力”化為生命之水。他們關心現實、兼濟天下將自己信念外化為不竭的力量，促使現實通過各種形式向積極的方向轉變。

　　孔子“大同世界”的人間秩序及理想至今仍未實現，如果以兩千年為時間節點來看，現世卻也未必已經偏離他預想的、指向之後兩千年的軌道。可以確定的是，他及其後來的儒者憑藉理論闡釋和積極入世的現實追求，給後世留下的遺産，不僅是綿延兩千多年且相對穩定的中華帝國時代，更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慢慢形成獨特並有堅強生命力的中華文明，為後來者提供精神皈依地。

　　“信力”讓一個人擁有改造現實的力量，更讓他成為一個超越者，雖然他們的靈魂孤獨和痛苦，但其中的憂愁、憤怒、沉重、犧牲，以及內心的基本價值、精神氣質和實現路徑卻具有永恒性。當下，如果説中國人還相信什麼，總也無法除去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底色。

　　精英階層的“信力”

　　正如儒家所説，雖然路徑不同，但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聖人”。內心的指引是一個人力量的源頭，我們內心堅信的東西可能有所不同，只要是正向的能量，就可以外化成改造自己和現實的行動。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有前五個階段對於內心深處“信力”的召喚，才有可能走上“平天下”的道路。

　　成功是通過改變自己和周圍人的生存狀況，一個人的“信力”可以改變自己、影響別人，群體的“信力”則可以改變世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守護基本價值為己任，視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為自己的天然任務的士大夫階層，已經用他們的歷史給予“信力”最堅實的論據。

　　他們在思想和追求上謀求獨立和超越，有超強的參與現實事物的願望和行動力，“士”在朝則為官員，制約皇權，推動統治者施行“仁政”；在野則為縉紳，保護地方百姓，與管理者互動。在西方也有與之相呼應的精英階層和精神，騎士和紳士。

　　別林斯基曾説：“(騎士精神是)對個人的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對現代歐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重大的作用。

　　謙卑、榮譽、犧牲、英勇、憐憫、誠實、精神和公正是騎士的美德，與之相連的“紳士精神”，則表現為對於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於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精神品質。

　　自工業革命以來，商人和企業家作為一個新興階層登上歷史舞臺。這個階層的名聲並不大好，出於對利潤的無限追求，讓他們對道德乃至法律不屑一顧，為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商人與權力結盟，甚至不惜以戰爭和屠殺的方式構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經過數百年的演變，當下的企業已不僅僅是單純以利潤為追求目標的經濟性組織，而是介於國家和個人之間、在各個領域都極具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社會性組織，企業家群體也事實上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精英階層和緩衝地帶，並起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在這方面，西方企業與企業家顯然早已覺醒，自覺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

　　20世紀上半葉，約翰D洛克菲勒與亨利福特兩位偉大的企業家，以不同的方式向人們展示著他們的騎士精神。洛克菲勒作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位億萬富翁，退休後把其財富的一半用於慈善事業，並設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專門負責捐款，最終自己只留下一張用做紀念的國庫券。在其身後，巴菲特和蓋茨都以“裸捐”的承諾，將自己獲取的全部財富回饋社會。

　　在西方走過數百年之後，我們的企業家才有機會展現其多彩的面孔，中國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迅速製造出屬於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例如任正非，一部《華為基本法》，讓我們在他內心的“信力”中看到了“士大夫”的面孔，他一手締造的華為，已不是製造超級富豪流水線上，讓其人數眾多的員工過上更為體面的生活。

　　遺憾的是，在過去的30年，商業的主流仍是製造財富、富豪，而非催生偉大的商業機構。我們的企業家精神過於崇尚冒險和開拓，對自己有關責任和擔當的士大夫與騎士面孔視而不見。在道德與利潤，責任與利潤甚至法律與利潤之間，很多人都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

　　作為一個財富聚集的富豪階層，他們已經成功，作為一個敢於擔當責任的精英階層，他們還遠未覺醒。“信力”是商人完成企業家進化的源代碼，只有完成這樣的進化，這個群體才能真正獲取尊重，展現改造現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