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邏輯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面臨的制度層面改革的壓力越來越大，在頂層設計層面改革的急迫性日益明顯。在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不公惡化和利益集團分立的情況下，國內制度改革的步伐理應加快和深化。制度改革將釋放出明顯的制度紅利，我們也需要從制度改革的方向、舉措、進程等多視角進行跟蹤和分析。第二代制度改革將又是一次歷史性的改革，決定了中國經濟未來的方向。不知道未來的路徑會如何，我們以我國台灣省的制度改革作為一個歷史鏡像，看看台灣的制度改革及其制度紅利對於資本市場有何影響，帶來了何種投資機會。

　　台灣制度改革的時間窗口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期是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時間窗口，也是其制度改革及其紅利釋放的重要階段。相當於經濟結構轉型而言，台灣制度改革的階段相對更長，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後期都是台灣地區的制度改革和制度紅利釋放階段。

　　台灣制度改革期間的經濟特徵：中樞下移，波動加大

　　台灣在經濟轉型和制度改革期間，經濟整體表現良好，但遭遇了外部性的嚴重通脹，主要是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而導致的。在轉型期間，經濟增長中樞下移。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是台灣工業化進程的轉型階段，大致持續了4 年多的時間。而在制度改革深化期間，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呈現大起大落的經濟增長格局。整個80 年代台灣經濟受結構轉型和制度變革的影響出現明顯的動蕩格局。

　　轉型中的結構特徵

　　從三次産業看，制度改革和經濟轉型對第二産業影響更大，而第三産業在經濟變動環境中發展更為穩定。在1987 年經濟轉型開始實質性推進之後，第三産業更快成長，反映了台灣進入工業成熟階段，服務業成為經濟的支柱産業。從投資、消費和出口看，私人部門消費從80 年代的底部開始緩慢上升，在上世紀80 年代末期，私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甚至超過了出口。在80 年代中後期台灣的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關係進一步優化，經濟的內部平衡取得積極的進展。

　　從主導産業看，台灣從70 年代末期的重化工業逐步轉型到新興的製造業。從鋼鐵、機電、化工、塑料橡膠、水泥、運輸機械、有色金屬等升級為電子、電器、計算機、信息設備、電力設備、精密儀器等，到80 年代末期金融地産爆炸式增長，也引發了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