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年金資産佔GDP比例各國對比

　　早報記者 肖中潔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加快到來，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問題日益凸顯。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社部)部長尹蔚民3月7日在全國兩會期間公開表示，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有宏觀上和微觀上的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而根據《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報告》)的建議，國務院有關部門應對地方管理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中央財政集中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管理體制進行統一研究，統一決策。

　　《報告》是中國第一部反映中國養老金的專題報告，于2011年12月20日完成併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保障制度與理論研究中心(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為該份報告負責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華建敏和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參加了發佈式並對《報告》給予了支持。

　　早報記者近日專訪了鄭秉文，鄭秉文根據掌握的詳實數據，對未來10到20年中國養老金社會統籌賬戶收支缺口進行測算，並就中國養老保障制度頂層設計和未來改革方向等社會熱點話題展開闡述。

　　養老“五大支柱”不平衡

　　東方早報：目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最大的問題在哪？

　　鄭秉文：沒有頂層設計和長期測算，置制度長期可持續性于不顧，把社保制度看得太簡單，認為只要能發退休金就行了，不管未來的風險。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因為我們目前社保的覆蓋面還比較小，隨著覆蓋範圍的慢慢擴大，新納入體系的都是年輕人，他們現在只繳納不用支付，現金流還可以，但以後就難説了。

　　東方早報：在你看來，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應如何進行頂層設計？

　　鄭秉文：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頂層設計，就是要統籌所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要考慮一個國家的養老政策的戰略性、前瞻性、統一性，這就是養老保障制度頂層設計的基本原則。所謂戰略性是指社會保障只是經濟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它要配合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和發展戰略， 比如，要為增長方式轉變做出貢獻等，就是説要配合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戰略，而不能與此相悖；前瞻性是指既要考慮到中短期的各個養老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即經濟發展水平所能承受的負擔問題，又要考慮到符合一國歷史傳統文化的兼容與同向，符合對其經濟模式和福利模式的追求；統一性是指對個人而言退休收入的多元性、穩定性和充足性等問題，既要考慮到體面的退休生活，又要考慮到勞動力市場彈性和對市場的扭曲等問題。

　　養老保障制度的頂層設計説複雜也複雜，説簡單也簡單。談頂層設計，可以從好幾個角度來分析。首先，我們從支柱的角度來看。

　　養老保障可分為五大支柱，分別為：零支柱，即來自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補貼；第一支柱，來自於企業僱主和僱員雙方繳費的基本養老保險；第二支柱，來自於企業僱主和僱員雙方繳費的企業年金制度；第三支柱，來自於商業養老保險産品市場的提供；第四支柱，來自於個人的其他家庭養老資源，例如銀行存款，再例如經營性資産收入(房屋出租)，還有子女饋贈和遺産等等。

　　從上述支柱分析的角度可看出，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五個支柱中的失衡現象始終未得到根本性轉變，目前壓力主要集中在基本養老保險身上即第一支柱上和家庭養老資源即第四支柱上。絕大部分人的養老主要依靠這兩個支柱，所以，國家的壓力大，家庭的壓力大，而幾乎全社會所有的注意力、政府的精力和退休人員的主要退休收入都在第一支柱上面。其次，第四支柱上即個人和家庭養老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利於拉動當期消費和緩解儲蓄率，因為大家的預期普遍不好，不敢消費。

　　相比之下，其他支柱顯得非常落後，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沒有發揮相對應的作用。如，第二支柱即企業年金的替代率僅為1%(替代率是指勞動者剛退休時的養老金佔退休前工資收入的比例來反映養老保險的給付水平。它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關鍵性指標)。零支柱，即來自於財政轉移支付的養老補貼呈碎片化狀態，沒有全國範圍的統一政策。第三支柱，商業性養老保險的密度和深度差距都非常大。

　　東方早報：五大支柱的不平衡帶來什麼問題呢？

　　鄭秉文：一是因為愛和恨都是對著國家來的，所以，社會保障制度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這些矛盾甚至變得越來越集中。國家承擔了很大的養老責任，錢也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社保和財政的幹部也非常辛苦，險種一年比一年多，覆蓋面一年比一年大，工作量就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社會不滿意的聲音卻同步增長，呼聲一年比一年高。支柱失衡和制度多軌制就是這個結果。

　　二是，第四支柱壓力大意味著家庭也承受著很大的養老責任，因為覆蓋面還很狹小，養老收入還很單一，這樣，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內需發揮的作用就有限，因為大家都不太敢消費，養老預期不明朗、不樂觀。因此，要拉動內需，要讓大家敢消費，就必須提高其他幾個支柱的替代率，大力發揮其他支柱的作用。

　　也就是説，第四支柱的壓力過大將不利於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支柱的壓力太大則反倒不利於社會穩定。這就是支柱失衡和公平失衡(多軌制)的後果。

　　東方早報：國際上也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鄭秉文：歐債危機告訴我們，如果其他支柱都是空的，只靠第一支柱養老會給國家帶來極大的財務風險。希臘就是這樣，市場因素一點也不發揮作用，企業年金的情況跟中國差不多。

　　另外，有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它的第一支柱替代率僅為40%，國家的壓力不是很大，個人繳費的壓力也不是很大，僅為6.2%，而中國則是28%，這自然也不利於工人的當期消費，不利於拉動內需。此外，美國對老年弱勢群體進行補貼力度較大，瞄準度也很高，因此，弱勢群體對國家的擁護程度非常高，這一點在中國也是值得學習的。所以老年弱勢群體一直是這個國家執政的階級基礎。

　　第二支柱的替代率在美國也是40%，與第一支柱幾乎完全相等，第一和第二支柱合起來高達80%。靠這兩個支柱，美國人退休前收入如果是1萬元的，退休後收入能有8000元。而現在中國平均的替代率水平為50%左右，和美國兩個支柱替代率的合計相比幾乎少了將近一半。替代率上不來，內需就上不來，人們的退休生活不體面。第三支柱，美國的商業養老保險很發達，品種多，價格公道，適合各種各樣的消費群體，保險深度和密度都是中國的好幾倍。美國的第四支柱也是非常輕鬆的。美國的家庭存款平均只有1000美元，但大部分資産是以商業養老産品和其他金融資産的形式存在的。

　　重提養老市場化改革

　　東方早報：中國養老保障制度頂層設計還可以從哪些方面來考察？

　　鄭秉文：剛才説的是從支柱的分析角度。第二個分析方法就是從國家和市場作用的角度來看待了，這也是考慮中國頂層設計的一個重要維度，目前存在很大問題。

　　我們知道，在養老方面，從國家和市場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市場的作用越來越被忽視，越來越小，越來越受到排除和歧視。你看看網上，10個人裏有9個都在談國家的責任，有誰看到市場的作用了？根本就沒人提，網上是萬炮齊轟國家，卻對市場視而不見。在這樣的導向下，國家的養老作用和責任，父愛主義的神聖越來越被強化，甚至有一種回歸大鍋飯的感覺，不講改革開放了，不講市場作用了，在好多方面是走了回頭路。

　　在養老問題上，市場是要發揮作用的，在發達國家，市場的替代率是佔一半的，剛才説的美國就是這樣。儘管在部分發達國家，市場的替代率也比較小，比如北歐，但它們也從1994年、1995年開始改革一二十年了，方向就是引入和擴大發揮市場的作用，縮小國家的作用。

　　所謂養老的市場因素和市場作用，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企業年金受到嚴重忽視，就是説，第二支柱被放到了一個花瓶的地位，看上去好看，但實際上廣大百姓根本沒有享受到它的實惠，因為上層不重視，政策不完善，只有大型國企能建得起，形成新的不公平，受到社會的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