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有2.5農民工。其中1.3億在城鄉之間漂泊，宛如候鳥。

　　伴隨著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每年仍有20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解放出來，涌進城市尋夢。

　　在全國人大中，他們的代表有三個。平均每個人背後站著8000萬直接利益關聯人。

　　今年兩會，這三個代表將帶著極度疲憊和殷切期盼從中國最高政治舞臺上謝幕。

　　這份孤單和沉重表明，農民工這個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群體是名副其實的二等公民——從政治地位、到工資福利再到社會保障。

　　而阻礙他們成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礙戶籍壁壘。

　　目前，這道脫胎于計劃經濟的城鄉天塹，有望獲得實質性突破。

　　3月10日上午，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舉行“統籌城鄉社會發展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提案辦理協商會，會上公安部副部長黃明透露，《居住證管理辦法》已經形成草案，正在徵求意見，今年將報國務院審定。年上海、浙江、廣東等地積極推行居住證制度，把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社會保險、考駕照、辦理住房手續等功能納入其中。下一步要發揮居住證對流動人口實際狀況的記載功能，為其有序落戶城鎮提供階梯。國家層面將在適當的時候出臺法規，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並更多地著眼于為流動人口服務，而不是管理。

　　這些政策的出臺，不僅事關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也是經濟發展的現實呼聲。

　　2012年2月8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聯合工眾網發佈了基於2043位農民工調查的《農民工“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指出當前農民工就業存在一個相當普遍的“短工化”趨勢，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動狀態。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正在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然而，舊的“農民工生産體制”與新生代農民工全新的社會—階級特徵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結構性的矛盾，頻發的勞工群體性事件就是最突出的表現，快速的工作流動也體現出農民工在當前條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性選擇。從調查來看，超過60%的農民工因為對用工單位條件不滿意而選擇主動辭職，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一比例顯著高。從企業層面來看，現實當中用工單位為了降低人力成本，榨取勞動者黃金年齡段，偏好具有彈性的短期雇傭，是導致農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與此相關的一個制度因素則是2008年年初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勞務派遣制廣泛推行的影響。

　　“短工化”意味著農民工的工作極不穩定、處於快速變動的狀態，這對於個人、企業或者社會整體而言均帶來十分不利的後果。首先，“短工化”令員工與企業之間難以形成穩定的勞動關係，無法通過制度化渠道進行利益表達以維護自身權益，農民工的勞動權利和人身權利難以保障，造成勞動糾紛激增、各類“野貓式罷工行為”頻發，嚴重威脅社會穩定；其次，過於頻繁的工作流動無法促進技術養成，造成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增加了企業培訓投資，熟練藍領技術工人需求難以滿足，不利於企業長遠發展和産業轉型升級；第三，“短工化”的就業狀態下，勞動者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缺乏積累和延續性，機會空間鎖閉，難以形成向上流動的穩定預期，對勞動關係和諧與社會公正會産生不利影響。

　　在企業運營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這場痛苦的博弈必然造成勞資雙輸，成為産業結構調整、整體升級的巨大隱患。

　　因此，積極進行制度改革，創建農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臺，推進城鄉平等就業制度建設，還農民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已成當務之急。而改革戶籍制度又是關鍵前提。

　　調查顯示超8成新生代進城務工者不希望被稱為“農民工”。但改掉這個含有歧視性的稱謂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進城務工人員融入城鎮的制度設計，建立進城務工人員根據職業和工作年限享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包括戶籍、教育、醫療、社保等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

　　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工無序進城與城鄉差距加劇，以及城市化進程中中小城鎮發展滯後密切相關。因此放開農民工進入大中城市的戶籍限制必須與加大對農村的投入、重新對城市化進行頂層制度設計息息相關。

　　不然，未來會有相當一批不叫農民工的人很難成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對其生存的根本保障，從企業的短工淪為貨真價實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