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民間資本最為充裕的東部沿海地區，數以萬億計的民間資本如無根的浮萍在市場上空飄蕩，他們目標不定，左衝右突，時進時出，哪有獲利“縫隙”便一窩蜂地往哪鑽，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市場“攪局者”的角色。

　　與此同時，當眾多民營企業面臨轉型升級能力不足的困境時，逐步放棄了對主導産業的堅守，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中轉移，一些企業甚至把製造業作為融資平臺，套取資金在資本市場逐利。有關專家把民間資本的這些特點稱為“漂移現象”。

鉅額民間資本在漂浮中尋獵市場“縫隙”

　　在這股龐大的資本力量中，浙江的溫州資本最令人關注，幾乎已成為東部地區民間資本的“風向標”。溫州儼然已成為一個“資本大本營”“一頓飯，幾個電話，有人就能調動10億元資金。”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浙江、福建、上海等東部沿海省市採訪中了解到，這些地區的民間資本存量近年來迅速增加，並形成較具規模的資本市場和資本組織體系，他們資本調動能力強，行動迅捷一致，資本固化度低，進出方便。他們把各類商品和市場要素當做“獵物”，靈敏地尋找獲利空間。

　　在這股龐大的資本力量中，浙江的溫州資本最令人關注，幾乎已成為東部地區民間資本的“風向標”。長期研究溫州民間資本動向的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溫州的民間資本量至少有8000億元左右，加上在外經商的溫州人資本，溫州人能夠調動的資本量已經超過1萬億元。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溫州採訪時強烈感受到，溫州儼然已成為一個“資本大本營”。在各個商務樓、酒店、茶館，到處活躍著資本的身影，所有人都在討論資本話題。周德文説，從溫州民間資金運作特點來看，其充分依託當地傳統的民間信用、人際紐帶，並以賺錢示範效應、跟進式“抱團投資”為典型模式，“一頓飯，幾個電話，有人就能調動10億元資金。”

　　福建省的民間資本主要集中在閩南地區，其中尤以泉州資本為主。據廈門泉州商會會長蘇福倫介紹，在廈門、漳州和泉州三地活動的民間資本基本掌握在泉州人手裏，保守估計有6000億元左右。

　　周德文表示，目前的民間資本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遊資”，他們已經結成各種“産業投資聯盟”，這些以熱錢為主要資本的草根投資團，被冠之以“溫州房産團”“慈溪文物團”“麗水水電團”“浙江商標團”“礦業團”“棉花團”等數十種稱號，甚至還包括“國企收購團”“軍工企業改制團”，在全國各地遊走。而在福建“莆田醫療團”“福清鋼鐵團”也在全國遍地開花。

資本從實體經濟溢出加劇産業“空心化”

　　在東部沿海地區採訪，《經濟參考報》記者不斷聽到“賣商品不如倒資本”、“不求百年基業但求資産增值”這樣的論調。在資本市場、房地産市場“賺錢效應”和一個個“創富神話”刺激下，越來越多原先以“實業為本”的民營企業家們顯得躁動不安。

　　寧波雅戈爾集團作為國內最大的服裝類企業，卻被浙江資本界戲稱為“最不務正業”的企業，目前其在房地産業和股權投資領域的投資比例和收益早已超過傳統服裝業。浙江一家著名企業集團董事局主席幾年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對民營企業脫離主業“賺快錢”的行為表示不屑，如今，該集團旗下的房産公司在杭州市和全國各地出擊，其控股或參股的金融類企業超過了10家。

　　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大部分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産、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後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而且收益可觀，進一步限制了民間資本對主業的投資。

　　據浙江省工商聯對全省民間投資情況調查發現，從2009年以來，浙江民間資本的固定資産投資遠遠落後於國有資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額以上固定資産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增長25.6%，民間投資只增長13.7%，其中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投資僅增長7.4%。“而且，房地産投資佔總的民間投資35%以上，這意味著民間投資增長部分主要來源於房地産業。”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後、福建七匹狼控股集團執行總裁陳欣慰負責集團的資本運作，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傳統製造業企業採取這樣的資本佈局也是不得已為之。一方面，一般性製造業總體的平均利潤在15%左右，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漲和外商壓價，加上人民幣升值，幾乎把利潤抵消殆盡；另一方面，傳統産業市場份額基本劃定，擴大産能和市場布點未必就能增加多少市場份額。

　　除了大量資本從實體經濟溢出，不少企業甚至把主業作為融資平臺，從銀行套取資金後投入資本市場博取高額利潤。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風險管理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在對企業資金流向監控中發現，一些製造業企業貸款後，錢進入集團公司，再從集團公司流向房地産或其他領域，銀行很難監控。

　　全國工商聯常委、溫州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對溫州經濟現狀憂心忡忡，他説，溫州已經不大有人願意做實業了，金融危機期間停産企業大部分沒有恢復正常生産，溫州的産業“空心化”已經非常嚴重，“或許建立在空心化基礎上的資本虛擬化也是溫州人産業轉型的一種方式。”

用“制度紅利”增強民間資本“恒心”

　　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胡宏偉認為“漂移”不是民間資本追求的目標，只要給他“一片沃野”就會立即“落地生根”。在東部沿海地區，不少民營企業家和民間資本研究人士紛紛提出建議，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夠通過各種辦法增強民間資本的信心，使民間資本成為一股堅定而有恒心的産業報國力量。

　　首先要對民間資本進行信心引導，給民營企業新的“制度紅利”。胡宏偉認為，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和社會輿論把各類社會矛盾引發的社會負面情緒轉嫁到了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身上，民營企業作為“改革力量”的形象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灰色甚至負面的評價，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因此，應該用改革的思路為民營企業創造新的“制度紅利”。鄭勝濤則表示，激發內生性活力是我國的戰略性課題，希望中央能夠把“激發民營企業家的創業熱情”作為我國十二五期間的重要戰略機遇來抓。

　　其次是儘快出臺産業引導細則，打破行政壟斷和行業壟斷，切實放開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福建省政協常委、在泉州最早投資政府B O T項目的陳慶元認為，各地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儘快出臺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配套細則，同時對不利於民間投資和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規定進行清理和修改。

　　此外，各級政府部門還需搭建各類資本引導平臺，吸納民間資本，促進民資轉型升級。周冠鑫建議，可以通過加快地方金融改革步伐，由政府引導建立産業投資基金或投資聯盟，作為集聚民間資本的平臺，提高民間資本組織化程度，減少投資盲目性。

　　周德文建議溫州市政府構建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資助計劃、中小企業融資支持計劃、創業投資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平臺，引導民間資本更好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形成實業發展與民間資本的良性循環，實現傳統産業轉型升級與民間資本發展壯大的雙贏。（柴驥程　項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