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

　　對於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困境，現在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從發展角度提出的解釋，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是從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釋，即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首先提出來的。其實，此前也有類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實所指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樣的現象是存在的。歷史經驗證明，不少新興市場國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之後，很快就會奔向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體地説，從全球範圍來看，“二戰”以後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順利跨越這道坎，成為所謂發達國家。而另外的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紮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沒有成為發達國家。

　　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會不會陷入這種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裡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儘管這兩個問題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關注的，我們現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即陷入轉型陷阱(Transition　Trap)。

　　轉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而轉型陷阱的主要表現則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對於我們認識和澄清當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

　　轉型陷阱概念提醒我們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於膠著狀態，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處於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現在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堅定不移地走向現代主流文明。

　　回首過去，改革和社會轉型既是中國過去30年社會變革的主線，也是過去3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源[7.25 0.97%　研報]泉。然而，過去我們看這個轉型過程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這個過程有一個起點即計劃經濟或權力支配一切的體制，還有一個終點就是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和法治，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起點到終點的轉變過程。但在這個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即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種由改革或轉型過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過程的發生；在轉型中形成的那些“過渡性制度因素”，也會在其主導下，隨時可能定型化。這就如同在一個爛尾的大樓中，修建大樓的人們將其簡單裝修一下，搭灶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成為一種格局一樣。

　　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並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於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在發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並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儘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於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展已經越來越畸形化，並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30多年發展動力源泉的體制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於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先選項。

　　對於一個正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説，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現在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麼，這種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説，轉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是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陷阱的建構與維護；從制度的角度説，則是由路徑依賴形成的路徑鎖閉。在改革和轉型的不同階段，這兩個因素互動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一般地説，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個是體制或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經濟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這主要體現為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在社會學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層結構及利益群體結構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這兩個過程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係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或轉型的過程産生重要的影響。概括地説，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係。在整個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型下來的力量左右體制變革，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

　　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決於一種貌似“過渡中形態”而實際上則是不斷在定型下來的體制。在這裡，我們將其稱之為“定型化的過渡體制”。這種定型化的過渡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新體制本身的缺陷。這種逐步定型下來的體制以權力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為特徵。恰恰是權力與市場的這種奇異結合，賦予了既得利益群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在這個群體崛起的過程中，這些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産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産熱、企業上市融資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兩者結合起來加以使用。

　　正是這種權力因素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使得這個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地獲得了社會中的資源與機會，支配了土地、礦産、金融資源，涉及遍佈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的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並由此獲取大量的財富。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

　　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徵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在這種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中，權力對市場的控制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的機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復建了股票市場，30年來逐漸完善了資本市場體系。先後建立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配合銀行體系，以及國地分開的基本財稅制度，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輔，行政層次分明，國內外區別對待的金融網絡。在地方層次上，政府能夠輕易地干涉金融機構的信貸決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薦銀行的管理層。(2)公司治理結構控制。隨著1994年公司法的頒布，政府尋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經驗和模式來治理和設立組織化標準。但是，行政權力並沒有放鬆對公司的控制和監督。國有企業的領導層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會成員多有黨員身份和從政經歷，一些外資企業、非國有的中小企業也先後成立黨員小組或者黨委。(3)市場控制。在對市場採取控制的具體機制方面，權力通過兩種途徑或者手段加強了對市場的控制。一種是區分要素市場、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市場採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種是強化市場所嵌入的社會環境。(4)經營環境控制。例如，企業創辦所需要的各種證件制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各種審批、監管和評審環節；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完成各種政府硬性指標，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具體條件的協商，以及當地的治安環境和企業生産安全等等都需要權力參與其中。

　　由權力和市場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體制，給人們認識這個現象增加了難度。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是形成兩種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礎，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此消彼長的。這種由權力和市場混合而形成的新體制，不但使許多理論遇到了挑戰，而且意味著很多理論背後的假設要發生變化。目前中國思想界中左和右爭論中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個因素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