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益敏被判死刑後，浙江坊間對當時還未一審開庭的吳英案就開始預測

　　關注浙江近5年來的十大集資案，不難發現，2008年以來，女性集資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據浙江省公安廳統計，在集資案高發的2008年，浙江省共立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近200起，集資詐騙案40多起，其中共立1億元以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17起，涉案金額近百億。

　　杜益敏案或為起點

　　盤點浙江近十年的集資案，麗水的杜益敏案或為起點。

　　杜益敏綽號“小姑娘”，老家麗水縉雲，在2000年之前，杜益敏在麗水默默無聞。早年的杜益敏曾在一家工廠裏當工人，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承包麗水一家百貨公司的櫃臺後，需要一些運轉資金，杜益敏開始涉足小規模的民間借貸。

　　2000年左右，杜益敏從廣州請來美發師，在縉雲當地經營美容院。憑此美容院，杜益敏開始認識縉雲當地的一些領導太太。她與一位局長的太太私交甚好，並認局長的女兒為乾女兒。

　　後杜益敏到麗水發展，同樣是走官員太太的路線，在圈內有了名聲。她還經常幫助一些朋友疏通關係、“辦事情”，這讓她在麗水老闆圈內也聲名鵲起。

　　對杜益敏的財富來源，許多人都雲裏霧裏，大家只知道她“有關係”。她為人和善低調，而請客吃飯送禮出手相當大方。在經營數年後，杜益敏身邊開始聚集起一批老闆，在杜益敏開口借錢後，這些老闆有求必應。

　　2004年是杜益敏最紅的時候。在麗水，杜益敏常常和一些官員一起吃飯、打牌或遊樂，外界對這位神秘的女子倍加推崇，她張口就是小水電項目的集資和房地産開發的入股。

　　2008年本刊記者在麗水採訪時，當地老闆如此回憶那波集資熱潮：“很多人圍著她轉，她對人笑瞇瞇的，定期給利息，100萬元給她，一個月給你5萬元，於是許多人拿著房子抵押到銀行，把錢借出來後給她了。”

　　2005年，杜益敏的美容院虧損嚴重，資金黑洞形成，杜益敏想通過大舉投資房産來翻身，因此大量吸收資金，並在杭州和麗水等地大量買入房産，等待升值。在2006年夏天，利滾利的黑洞已經形成，杜益敏無法支付高額的利息，脆弱的資金鏈斷裂。

　　2008年3月21日，麗水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杜益敏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全部財産。

　　據法院判決書認定，杜益敏一共非法集資7億多元，除去歸還部分集資款的本金和利息、購買房産、汽車、個人揮霍外，還有1.28億元尚未歸還。

　　杜益敏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2009年1月13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維持原判，2009年8月15日，杜益敏被執行死刑。

　　在杜益敏被判死刑後，浙江坊間對當時還未一審開庭的吳英案，就開始進行預測，預計可能也會是被判死刑。

　　樂清：經濟互助會的深淵

　　2009年3月20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樂清“女會主”高秋荷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産。

　　如果按照時間推算，高秋荷的案發時間與吳英類似，在2007年年底，高秋荷案發，涉案受害人115人，每人被騙金額少則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總計金額1.16億元。

　　高秋荷的借款時間並不長，這位小學文化的家庭婦女以高額利息為回報，鼓動周邊的親戚朋友參加自己的“經濟互助會”，並虛構自己在經營地産和擔保公司，進行資金的週轉業務，後來因為幾筆款無法收回，窟窿無法彌補，導致案發。

　　本刊記者了解到，在一審判決後，高秋荷提起上訴，2009年3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高秋荷死緩。

　　同是樂清人的鄭存芬，也經歷了生死逆轉。

　　40多歲的鄭存芬目不識丁，在樂清一直處無業狀，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到“經濟互助會”，她得到同伴的承諾，如果入股1萬元，每天能得到50元的利息，如此下去，只要借款投入，便可以成為億萬富翁。

　　鄭存芬決定賭一把，她開始編造理由，聲稱自己在各地投資房地産和電器企業，需要一些資金，向周圍的親戚朋友借款。

　　2007年，互助會的資金鏈斷裂，鄭存芬的錢無法收回，為支付利息，她開始到處借款，在無法還清欠款後，鄭存芬選擇逃匿。2008年5月25日，鄭存芬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樂清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在被鄭存芬集資詐騙的15人中，最多的借款為4557.5萬元，最少借款也有25.2萬元。在這些受害人看來，鄭存芬善於包裝，經常出入一些豪華的消費場所，聲稱自己有大客戶需要轉貸。

　　在鄭存芬的家中，冰箱內藏滿蟲草，一些老闆到她家中，她拿出蟲草泡茶招待，並用豪車來往接送。據一位受害人回憶，鄭存芬不停地向周圍的人群炫耀鑽戒和名包等奢侈品，並借機鼓動周圍的人來參加經濟互助會。她還參與豪賭一擲千金，買地下六合彩，往往一次輸掉幾百萬。

　　2009年8月20日，浙江省溫州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鄭存芬死刑。得知判決結果後，鄭存芬癱倒在地，嚎啕大哭，並要求上訴。

　　2010年4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鄭存芬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經濟互助會在浙江溫州有幾十年的歷史，在經濟互助會裏，大部分是家庭婦女，靠親戚和朋友之間的關係進行資金拆借，這種拆借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浙江一些小型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但是，一旦失控就是一個集資大案了。”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本刊記者。

　　台州王菊鳳被判死刑

　　被稱為台州的“吳英”的王菊鳳，願意接受死刑的結果。

　　2010年2月23日，王菊鳳被浙江省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據判決書認定，王菊鳳非法集資金額達4.7億余元，案發後尚有1.2億余元未歸還，這也是認定她死刑的重大理由。

　　在庭審中，王菊鳳並未對自己的行為做太多的辯解，她甚至明確告訴公訴人，一些事情不想解釋。在法院判決死刑時，王菊鳳在被告席上呆立幾分鐘，然後“咣當”一聲昏倒在地，醒來後，她表示不會再上訴，接受死刑的結果。

　　46歲的王菊鳳在台州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企業家，她在台州經營蘭鑫商務酒店。王菊鳳的“傳奇”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她曾因倒賣海關通行證被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2004年5月釋放後，王菊鳳涉足外貿生意，將溫嶺的羊毛衫出口到俄羅斯，為解決資金問題，開始在台州進行民間借貸。

　　2006年，因為業務上差錯，導致王菊鳳的兩集裝箱羊毛衫在俄羅斯被扣，直接損失1000多萬元，她為了避免被催債，對外稱業務沒有問題，繼續借錢維持資金週轉彌補漏洞。

　　入不敷出的境況越來越明顯，王菊鳳煞費苦心地用“關係”裝點門面，聲稱和台州市某領導是同學關係，和領導秘書關係很熟等等。

　　據案卷資料，在一次飯局中，王菊鳳結識了在外地辦企業的一位領導外甥，王菊鳳立即抓住機會，在接下來的幾次飯局中，她把領導的外甥介紹給台州當地的一些企業家認識，並裝作雙方關係很熟，讓一些吃飯的企業家掉入圈套。

　　在王菊鳳的關係圈中，一位吳姓老闆曾累計借給王菊鳳1億多元，最後造成損失1000多萬元。據吳老闆書證，曾對王菊鳳將信將疑，在一次借款中，提出希望有人擔保。王菊鳳就找一個朋友過來，冒充市領導的秘書，進行擔保業務。她還許諾吳老闆，能將其親戚安排到政府部門工作，以此證明自己的實力。

　　在這種真假莫辨的“關係網”籠蓋下，台州一些老闆對王菊鳳趨之若鶩，爭著將錢借給王菊鳳。在王菊芬案發後，一些集資受害人跑到台州市公、檢、法機關和市政府等部門上訪，希望從王菊鳳被扣押的財産中分一些錢回來。

　　法院判決書認定，除出支付高額的利息外，王菊鳳還將2000多萬元集資款用於賭博，在虧空最厲害時，她曾寄希望於地下六合彩翻身。

　　末路“銀背”

　　職業“銀背”陳少雅是溫州集資案的最後一案。

　　2010年9月21日，作為浙江省溫州市最大集資詐騙案的“導演者”陳少雅，被溫州市中級法院以集資詐騙罪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根據法院判決判決書，從2003年到2008年，陳少雅在短短5年內非法集資5億多元，造成2.2億多元無法償還。

　　陳少雅也是溫州樂清市柳市鎮人。作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發源地，溫州樂清電子製造業發達，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以做銀行轉貸和貸款業務介紹為職業的“銀背”便應運而生。

　　當時年近40的陳少雅，是柳市鎮當地的明星人物。在眾多柳市鎮人的心目中，年輕的陳少雅神秘又富裕。她自1996年起外出經商，與丈夫在廣東東莞經營一家電控設備公司，每年凈利潤可達100多萬元，經過十幾年的財富積累，資産已過千萬。此外，陳少雅還在樂清本地經營擔保公司，在江蘇等地開發房地産公司和數碼廣場。

　　在集資前，陳少雅已經擁有10多套房子，這也成為她有實力的佐證。一些柳市人發現，只要將錢給這位面容和善的女人，便能準時獲得3分多的利息，這比做一般的生意來錢快得多。

　　一時間，陳少雅成了當地的風雲人物。陳少雅每次從廣州坐飛機回溫州，都有樂清人開車一個多少時到溫州永強機場接她。到樂清後，又會有一群人給她接風洗塵，如遇下雨天，陳少雅坐車出門，一些朋友還爭相幫她撐傘避雨。

　　從2003年起，陳少雅以3%到15%之間的高額月息，進行民間借貸，並最終在2008年崩盤。

　　據陳少雅交代，她是在2002年嘗到做“銀背”生意甜頭的。當時，她將自有資金以1%的月息借給別人，很快有了收益，意識到這是一條“發財捷徑”後，2003年便迅速投身其中，走上非法集資、瘋狂斂財的道路。2007年至2008年是她非法集資的高峰期，其間非法集資4億多元。

　　事實上，在集資的最後時期，陳少雅已經知道無法補平窟窿，但她明知債務已無法償還，還大舉高利借新款還舊債，致使虧空進一步擴大。

　　陳少雅只向不到50個人的集資人借款，這些集資人再向其他人借款，從而形成一條借款鏈條，越到上層，利息越高。

　　據陳少雅交代，她的2.2億元虧空，基本都還了借款人利息，而她也是債權人，在法庭上，她認為，如果能夠將自己的債務收回，她就沒有虧空了。

　　“浙江近幾年來，女性犯集資案比例高，與她們天然的親和力與淡泊的法律意識有關。”杭州澤大律師事務所律師麻侃告訴本刊記者，在浙江溫州等地，各類民間抬會的參加人大多是農村的婦女，這些人容易相信別人，風險防範意識比較低，因此一齣事就往往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