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近日出臺月嫂月薪最高4000元的市場指導價，據悉南京也在醞釀對月嫂月薪實施限價令，工資最高不得超過每月5000元。

　　關於保姆，各地有不少規定出臺，比限價月嫂月薪不靠譜的都曾有過。例如，2009年，某“國際化大都市”就擬規定，僱主不得安排保姆和異性同居一室，最終因引起輿論譁然而不了了之。

　　家政服務既然是市場行為，就該由雇傭雙方協商確定薪資水平。現在，人們對月子裏帶孩子的要求，相比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物價上漲等因素，月嫂月薪5000元或更高，市場還是有一定需求的。對月嫂等家政人員有一定的監管，是必要的，如就業前的體檢等，但對其服務價格，至今也沒有法規明文規定某一群體收入不得突破多少，為什麼獨獨要限價月嫂月薪？

　　政府不是不能管收入。比如，國企老總的收入，政府就該過問。因為，國企老總拿的工資是納稅人的錢，手中擁有的資源是國家賦予的，怎麼可以隨意給自己漲工資？還有，一些影星、歌星搞假唱、代唱，出場費、張口費動輒數十萬，也應該加以規範。至於靠勞動、憑服務、依實幹的月嫂，有市場競爭機制在制約它，不是誰想要多少就可以得多少的。

　　對月嫂價格這類事，除了市場調節之外，不妨兼顧民間傳統。法學家萊斯曼説，民間傳統是“生活中的微觀法律”。微觀法律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法，在人們的社會互動中發揮一定作用。民間傳統所提供的社會微觀秩序，是法律無法替代的。如僱主與保姆的關係，包括工資等，由來已久，有相沿成習、約定俗成的一些尺度。在此基礎上，當事雙方可以自行協商，也可以由感情因素和社會評判來調節，管理部門不要瞎使勁，急忙定規甚至立法，更不要借此謀求新的尋租空間。政府要把民間還給民間，把市場還給市場，要相信民間解決此類問題的智慧和能力。

　　順便説一句，就像“過粗”的法規難以操作一樣，法規過細對建設法治社會也無益。例如，重慶曝光在家吸煙者；國家標準規定元宵“表面呈白色，外形基本正圓”；夫妻家中看黃碟被抓；立法限制早戀等，不僅沒用，也因其“可笑”傷害了法規的嚴肅性和威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