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當下中國經濟，民資茫然失措是最為顯見的現象之一。茫然的情緒透過當下民資的真實流動即可見一斑，一方面對實體經濟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對虛擬經濟過度熱情。此外，部分民資正加速逃向海外。

　　這種之於新興經濟體極為反常的景象，充分説明了我國當下民資的發展通道正日益變窄，亦變相説明了我國經濟的實質性壟斷仍在持續加劇。而這對我國經濟所形成的嚴重制約，已再次到了不得不破除的時候—2月6日至10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五次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建議。在談到壟斷行業改革時，溫家寶強調，將大力推動民資進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會事業等領域，針對“新36條”沒有真正落實、民資進入仍存在“玻璃門”、“彈簧門”的現狀，今年上半年一定會把實施細則制訂出來。

　　對於民資而言，這顯然是一個遲來的重申，因為“新36條”早于2010年5月即已頒布。縱觀其近兩年的實踐，雖然壟斷行業對民資貌似放開，但實質卻在收緊。而這種“形放實收”的路徑，往往通過配套措施的不落實，最終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例如，放開航空領域，卻對民資申請航線加以刁難；放開醫療領域，卻不給予民資醫保定點資格；放開金融領域，卻不讓合規小額貸款公司辦理存款業務……除了壟斷産業配套措施不落實之外，民資進入壟斷産業更有諸多宏觀層面的困境，諸如信貸政策的不支持、財政補貼的分配不均、工商稅務的過於嚴苛等等。

　　對於民資而言，不僅壟斷産業實質呈“形放實收”的態勢，而且部分對民資早已形成開放事實的領域，亦出現國企挾公權力以及資源配置的優勢，持續對民資形成打壓。例如：民資進入已逾20年的山西煤炭業、已逾10年的陜北石油業、已近10年的內蒙古稀土業，在國資與地方政府的合力“圍剿”之下，民資無奈悲痛退出。再如本以民資為主導的地産業，在短期暴利的誘惑之下，國企亦蜂擁而至，雖然2010年國務院一度明確“主業非地産的央企”必須退出，但時至今日不僅本應退出的仍有過半未退出，一、二線城市的地王仍頻頻由央企(國企)拍得。

　　在壟斷性産業難以實質性進入、利潤豐厚的資源業受挫退出、短期暴利的地産業持續調控之下，民資可謂“新路”難入。而對於當下而言，民資如果固守于傳統加工貿易領域的“老路”，且不論重振昔日輝煌絕無可能，即使固守圖存亦很艱難。

　　這是因為，在歷來民資擁有相對優勢的傳統加工貿易領域，當下存在兩個阻力巨大的制約因素：一是外需大幅減少，這主要由20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其後持續至今的歐美債務危機所導致，而由此引發的外需連續遞減幅度之大，放之於改革開放33年曆史亦可謂罕見—在2008年貿易順差佔進出口總額達到11.6%的高峰之後，隨即陸續降至2009年的8.9%、2010年的6.2%以及2011年的不足4.3%；二是成本持續上升，這綜合體現在原材料價格、人員工資、稅負壓力等多個方面，僅以原材料價格上升為例，自2008年底至今，油價漲幅高達105%、銅價上漲更是高達120%以上、橡膠價格亦翻了一倍，就連歷年價格平穩的主要糧食價格，亦分別上漲了30%—60%不等。

　　在外需減少、成本高企之下，民資是否可以通過所謂的“産業升級”進行突圍呢？雖然，此舉理論上可行、實踐中亦有極少數幸運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民資而言，卻很難成功實施。因為，外需的大幅減少和成本的持續高企，本已對以加工貿易領域為主的民資，形成了利潤擠壓、部分甚至處於虧損狀態，由此絕大多數民資的“産業升級”缺乏相對充裕的積累。而如果試圖通過信貸資源和政策補貼的助力進行突圍，則幾乎是一種幻想，因為絕大多數信貸資源和政策補貼已被國企所壟斷(或變相壟斷)。當然，亦有極少數不甘心者，企圖通過民間高息借貸進行擴張升級，但其結局大多是關門倒閉，這從去年下半年持續至今的民企倒閉潮可窺之一二。

　　在民資“新路”難入、“老路”受堵的當下，絕大部分民資已對實體經濟缺乏信心，其心態亦已從過去投資實業取得長期回報逐漸演變為當下癡迷于投機以獲取短期暴利，這從近年來民資頻繁輾轉于炒房、炒煤、炒錢(高利貸)清晰可見。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心灰意冷者，陸續選擇移民或投資海外、加速其資産向海外轉移。不要試圖從道德層面對民資進行指責，對於市場屬性顯著的民資而言，當下的選擇其實是一種無奈。

　　對於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體而言，國資固然可以確保“國計民生”産業的安全，外資亦可以對階段性經濟增長起到激活作用，但是歸根結底民資的作用顯然更應佔主要地位。這無論是從增加就業、經營效率，還是從資本紮根、監管成本等方面進行評估，均是如此。

　　對於當下而言，欲讓民資真正有出路，欲讓中國經濟有未來，必須對壟斷進行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