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山西 綜合編輯　前篇文章我寫中國今後誰來種地，觀點有三：一是政府通過補貼休耕讓糧食緊供應，放開糧價；二是推動土地集中，讓種糧者能取得規模收益；三是賦予農民耕地産權。這第三點重要，但當時是結合土地集中談，未做展開。言猶未盡，故這裡再作專文討論，當然不想去空談産權概念，概念重要但讀者未必有興趣，還是讓我從目前廣受關注的“徵地問題”下筆吧。

　　勿需諱言，這些年因徵地惹出的麻煩實在不少。明顯的，農民上訪事件現在與日俱增。幾年前在南方講學，我就親眼目睹農民在省府前靜坐，並打出“還我耕地”的大字橫幅。曾聽信訪部門的朋友説，近年農民來京上訪，多數也是因耕地被佔。這現象看來並非個別，而且政府高層恐怕也清楚。不然溫總理前幾天在廣州講話不會那麼嚴厲，他強調在耕地上要一寸不放，一口不松，寸土不讓。

　　學界當下有個觀點，認為土地徵用引發衝突是因為給農民的補償不足。言下之意，只要給農民多一些補償衝突便可化而解。不否認，補償不足肯定是誘因之一，也是事實。據人民大學最近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近三年失地農民中，未得補償的就有12.7%；有補償承諾但未兌現的佔9.8%；分期補償的佔12.8%。這是説，只有64.7%的農民拿到一次性補償，且標準普遍偏低，每畝平均僅1.87萬元。

　　是專家調查的數據，真實性不用懷疑。但即便如此，我認為這些數據也只是表象，不是終極原因。若追問一下，為何地方政府徵地不給農民足額補償？數據顯然不能給出答案。而我的看法，問題的根子是在“徵地”這種制度安排上。所謂徵地，説白了，就是政府憑藉“權力”便宜地從農民手裏拿地。既然是“徵”（不是“買”），當然也就談不上足額補償了。你想呀，若肯足額補償，政府直接向農民買地好了，又何必大動干戈去“徵地”呢？

　　是的，至少在理論上，“徵地”是不可能給足額補償的。足額補償是土地值多少錢就給農民多少錢，那樣就是等價交換，是買賣。換言之，要給農民足額補償，土地就不能由政府單邊“徵”，而應該讓政府去“買”。別誤會，不是説土地一概不能徵，我的意思是，政府徵地必須有嚴格的限制，按國際慣例，除了公益性用地可以徵，其他商業開發，土地一律不能徵。否則政府就是與民爭利，農民當然有理由要告你。

　　説起來，政府對徵地樂此不疲，其實也是無利不起早。可以想到的；一是追求GDP，把耕地轉搞工業，GDP會增長更快，有了GDP也就有了政績；二是地方財政收入。農業稅免徵之後，農業已不再上貢財政，而搞工業呢，地方不僅有稅收而且還有大把的土地收入可以進賬。據我所知，目前政府從農民手裏徵地平均每畝補償不足2萬，而一轉手賣給開發商，每畝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誘惑如此之大，地方政府怎能坐懷不亂呢？

　　看來，要化解當前的徵地衝突，改革徵地體制勢在必行。至於具體怎麼改可多聽意見，但我考慮可從兩個層面動刀：第一是政府層面，國家應儘早立法，釜底抽薪，令地方政府從土地轉讓中徹底退出。明確規定，除了公益性項目，今後商業開發一律不準“徵地”，政府只負責做土地規劃，誰需要用地就讓他去向農民買，政府不再插手。這樣讓農民自己當家，自主交易，即使吃虧也不會怪政府了。

　　第二是農民層面。現在有個難題，也是體制上的，就是目前“土地承包制”下農民不具備土地交易的主體資格怎麼辦？眾所週知，土地承包只是給農民經營權而非産權。産權包含著三項權能：即使用權、收益權與轉讓權。而現在農民的承包權，充其量只是使用權與部分收益權，並無轉讓權。沒有轉讓權，農民怎可以進行土地交易呢？所以要保護農民利益，讓農民成為土地交易主體，國家還得在法律上將“轉讓權”界定給農民。

　　關於將“轉讓權”賦予農民，我曾寫過多篇文章：而且成都、棗莊也早有試點，兩地我皆去過，農民拍手叫好。而我所看重的，是它能有效地推動土地集中。不是説土地承包就不能集中，承包地也可集中，但那是土地“轉包”，由於“轉包”有年限限制，轉包期內經營主不會去改良土壤，更不會投資水利設施。無恒産者無恒心。這幾年我在農村調研時經常聽農民抱怨水利設施差。為什麼差？説到底就是與承包制有關。

　　再有一點就是“耕地紅線”。溫總理説要寸土不讓，我衷心擁護。中國乃人口大國，18億畝耕地必須守住。可現在的問題是，究竟讓誰去守合適？國務院是希望地方政府幫助守，説實話，我覺得那樣有點“玄”，未必靠得住。當下耕地強徵事件時有發生，民怨沸騰，請問哪一件地方政府脫得了干系？所以讓地方政府守耕地，就好比是讓老鼠去守油瓶。有自身利益在，誰能保證不會出現監守自盜？

　　其實，世上守護最有效的財産是私産。只要把耕地産權交給農民，農民一定會守得住。道理簡單，一旦農民有了耕地産權，地方政府就不能再強徵，否則不僅農民不答應，法律也不會答應。現行政策雖允許耕地佔補平衡，但農民的耕地不讓徵，地方政府拿不到低價土地自然給不了開發商優惠。沒有優惠，開發商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亂佔耕地上項目了。

　　一招致勝，政府決策層何不早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