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周其仁(資料圖)

　　2006年，我訪問了浙江東部台州市松門鎮的一家民營公司。創辦人叫江桂蘭，是位農家女，中學畢業後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貸來的20萬元，辦起了這家塑料製品廠。四年後，江桂蘭在廣交會上向別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臺上，與外商簽訂了第一個出口合同。又過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個集裝箱製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裏巴巴的馬雲、吉利汽車的李書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於普通了。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現在小一百倍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 “自由雇傭”工人的企業，絕對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 企業家創業”的挂冠，滿打滿算也只不過30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面，在“短缺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了城鄉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 要；另一方面，單一公有制經濟又容納不了日益增長的就業要求，特別是不能吸納包産到戶改革後釋放出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兩方面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濟。

　　於是，在單一的公有制制經濟的身邊，出現了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鄉知青在路旁擺攤出售“大碗茶”。 他們自我雇傭或利用家人勞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模。結果，“個體 戶”開始越出了“家庭勞力加二、三個幫手”的規模，向著雇傭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方向演變。挑戰來了：社會主義中國怎麼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復辟？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産資料，自由雇傭、特別是雇傭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克思和前蘇聯模式劃下的這條鐵的界線，中國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也再也沒有逾越過。現在，改革突破了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的疑慮籠罩 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面旗幟的鄧小平，抓住了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 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了老闆，爭議也 從蕪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裏面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了關於“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並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回來的小平指 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了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 然歷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並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並不難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雇傭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 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於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闆與老闆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作何處理？

　　沒有人指出，剩餘價值學説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馬克思在理論上堅持，當資本在“流通領域”雇傭勞力時，雙方交易遵循的是等價原則。在這裡，一切商 品包括勞力商品的價格等於價值，因此就排除了資本對勞力的剝削。奧秘發生在其後：當資本家帶著雇來的工人進入工廠的大門以後，通過組織、指揮、命令工人生産出高於其勞力價值的産品；最後，企業主帶著這些産品回到商品流通領域，再次通過等價交換而完成剩餘價值的實現。

　　很明白，在上述各個環節，都沒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不是嗎？資本家似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了顧客及其需求的各種細節，從而決定生産什麼和生産多少；資本家也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了待雇的勞力和其他生産要素，從而決定以什麼價格、什麼合約形式雇多少要素；資本家甚至無需付出監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團隊産品自動大於團隊成員個人産品的算術之和。在這個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然同意馬克思的意見：“剩餘價值”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還帶有道義上不公正的剝削性質。

　　問題是，真實世界裏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家與賣家，特殊如資本家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現、訂約和履約，都要付出昂 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營、監督和管理的經濟組織。從這點看，發現市場、協調供求、組織生産等項職 能，絕不是“多餘的”。資本家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于企業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服務回報。至於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 競爭企業家與企業家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家與買家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家的競爭決定的。

　　資本家當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對稀缺性謀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場中人一樣，資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約的過程中，侵犯、損害各相關利益方其他股東、各 種債權人、工人、上下游供應商、産品經銷商、甚至顧客的利益。人們可以用“剝削”之名囊括所有這些侵權行為，但是無論如何，“剝削”並不是資本家的唯 一職能，正如可能的假冒偽劣行徑並不是商販的全部職能一樣。在真實世界裏，人們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與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兩者皆可圖利經常混雜在一 起。究竟哪一種行為主導了經濟，取決於現實的約束條件習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實際執行。

　　那麼，究竟怎樣對待真實過程裏的資本家呢？前蘇聯模式得出的了一個革命的結論“消滅資本家，消滅一切剝削”。但是，這樣一來，把資本家節約交易 費用與組織成本的職能也一併消滅掉了。問題是，交易費用並沒有隨著資本家的被消滅而消失。社會主義經濟仍然面臨節約建設成本、生産成本、制度成本和組織成 本的嚴重問題。結果，把資本家打翻在地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好由自己來扮演“總資本家”的角色，即用“沒有資本家的資産階級法權”(列寧)來管理國民經濟。幾十年的實踐結果表明，中央計劃體制不但運行成本奇高，也並沒有完全消滅“剝削”作為等級制替代産權與市場合約制度的産物，官僚特權替代了資本家的剝 削；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多勞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勞卻多得”行為的剝削。這個結果應該出乎革命家當初的預料，它當然要被反思。鄧小平不允許把重 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複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前蘇聯和中國自己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非要把資本家連同創業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調生産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國後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歷史上“民族資産階級”的代表容毅仁，並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s)。改革以來，中國發佈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 入的合法權利。據一項權威發佈，到2007年底，中國的民營經濟約佔國民生産總值50%，非農就業的70%，稅收的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本文選自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