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簡介

　　周其仁，男，生於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早年下鄉黑龍江。1978年至1982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1989年至1995年求學英美。先後在科羅拉多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資格。1996年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大學畢業後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為中央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中長期背景研究。其間專業研究領域包括農村和國民經濟結構變化、土地制度和鄉鎮企業發展，主要成果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

　　研究範圍：産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

　　教學工作：自1996年以來，為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相繼開設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1997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最受同學歡迎的老師”。1999年後，為北京大學國際MBA開設“中國商務活動的制度環境”。

　　金融危機的衝擊不過一年有餘，“後危機時代”的輿論就鋪天蓋地而來。作為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人，我很好奇，這個“後危機時代”怎麼就來得如此之快？我們似乎有必要借這個題目來回頭看看當時對危機性質的認識和估計，究竟哪些對頭、哪些不那麼對頭。這對理解當前和今後的經濟形勢，可能是有益的。

　　對這場金融危機，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從早先的估計不足轉向對危機估計得過於嚴重。開始的估計不足是顯見的，無非是偌大一個美國，區區一些“次貸”應該算不上大問題，更不可能對美國以外的經濟發生嚴重衝擊。可是隨著事態的惡化，流行的估計就越來越嚴重，甚至把這場金融危機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機還嚴重，成為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市場危機。

　　現在來看，這種估計是過頭了。1930年代的大危機前後持續4年，僅美國的失業率就超過四分之一，倒閉的公司和銀行無數，股市則跌掉90%。當然論到資産賬面值的損失，現在的應該遠大過當年。不過，要是拿美元不變價算，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最顯著的不同是，不過兩年時間，“後危機時代”就到了。

　　粗略比較，這場金融危機與上個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至少有兩點不同。

　　第一，1929-1933年危機的背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圈子內，發生了新興國對老牌國後來居上的秩序變動，比如美國、德國相對於大英帝國的崛起。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國、印度、前蘇東國家等一大批經濟體，積極地捲入了全球化。這個圈子大得多了，裏面有兩大經濟板塊，即發達國家與新開放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這兩大板塊之間，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國剛開放時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發達國家的百分之一。這麼兩大板塊，過去被冷戰壁壘隔開，經濟來往少，互相不比賽。可是隨著中國的開放，以及印度和前蘇東集團國家的陸續開放，兩大板塊開始打通。這不能不激發出極其巨大的競爭潛力、不能不釋放巨量的優勢，也不能不帶來極其巨大的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同時，這個大變局也無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與平衡。

　　舉個例子。原來的汽車主要在年薪6萬-8萬美元的地方生産，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現在中國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夠生産出蠻像樣的汽車，這就引發了規模巨大的替代、來往、産業轉移與結構重組。原來的秩序無從維持，原來的平衡要被打破。這是“全球失衡”問題的根源。這樣的“失衡”，其實過去就發生過。美、德崛起時出現過，日本、東亞崛起時也出現過。區別在於，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兩大板塊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更為巨大。所以，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由此帶來全球範圍內比較優勢的發揮，也一定更為顯著、更為長久。這是全球經濟格局的基本面，並不因為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而有根本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