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

　　本報記者 任孟山 北京報道

　　《華夏時報》：周老師，您好！今年是鄧小平南巡20週年。當年，您參與的以“皇甫平”為署名的系列評論文章，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産生了重大影響。作為那段歷史的一位重要見證人，您是如何認識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的？

　　周瑞金：在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報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間組織撰寫和發表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傳達了鄧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這4篇評論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但遭到了國內“左”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長達一年的大批判。這成了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歷史背景。

　　據説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有一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雲涌。”這表明鄧小平同志當時非常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1991年發生在我國的這場思想交鋒。

　　進入1992年，中央就要開始醞釀十四大的主題、醞釀十四大領導班子的組成。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最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同志選擇這個時候，不顧88歲高齡，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膽略，親自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應該説時機選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政治家。

　　鄧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講一路，從武漢一直講到廣東、上海，這是一趟重啟改革、回暖人心的陽光之旅，是“大音稀聲掃陰霾”之旅！應當説，20年前重拾改革勢頭，是黨心民心軍心所向。與此同時，我也想強調偉人對歷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鄧小平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不僅對當時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推動我國全面改革開放，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完全可以説，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産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衝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所以，鄧小平南方談話，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35年遵義會議一樣，起到了挽救黨，也挽救了國家的偉大歷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華夏時報》：那麼，具體地説，當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識，再造改革動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覺得改革推進乏力，對於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和改革方向，認識也不盡一致。大家都呼喚形成繼續推進改革的政治共識。今天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共識？黨內有同志主張從1981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再出發，有學者提出以憲法為政府和民眾共同遵守的底線。我在這裡不想展開討論改革的具體指向，我想著重談談如何打造改革共識。

　　改革共識的形成，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社會民主和黨內民主並重。社會民主方面，建議重視互聯網對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輿情監測，把握民意脈搏；同時，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更為關鍵。

　　與(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級領導幹部的知識化、專業化水準更高，對主流民意並不隔膜。改革推進乏力，根源不在認識的局限，而在於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識，另一個關節點，是尊重地方的首創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農村改革，只有一個較為籠統的政策宣示：“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力。”但是，安徽，還有四川、內蒙古等地，從廣大農民、基層幹部到體恤民情的省區政府，就是從中央打開的“小小的門縫”中看到了機會，合力把這道門縫越擠越大，一步步為“包産到戶”正名，最終登堂入室。實際上，“三中全會”之所以成為新中國的偉大轉捩點，並不在於這次全會對改革做出了哪些具體部署，翻開會議公報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改革”字樣出現的頻率並不高。“三中全會”的精髓，就在於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據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于光遠回憶，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加強民主、解放思想、開動機器(腦筋)，他説：“一個生産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頂層的包容，鼓勵地方大膽實踐。

　　《華夏時報》：近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前後，社會上對於改革的議論比較多，有人認為改革已經變質，甚至出現了改革已死的説法，也有人認為當前是否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您怎麼看？

　　周瑞金：制度變遷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會成本，其中包括減少思想觀念的阻力。從改革之初全黨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到南方談話所主張的“不爭論”，再到廣東前幾年主張的“新一輪思想解放”，我看無論爭論或不爭論，其實都是黨和人民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減少思想阻滯和社會成本的艱巨努力。

　　與二十年前、三十幾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

　　因此，能不能説，領導幹部今天是否擔得起改革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能否通過改革，毅然與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過利益關係的重組，讓利於民，提供社會公共品；放權於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以重新聚攏民心，維繫和提升執政黨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堅，比當年更加考驗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和政治倫理。

　　當前主要的社會問題

　　《華夏時報》：20年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也積累了許多問題，我們該如何認識和把握？

　　周瑞金：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20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進世界經濟與政治，經濟發展取得奇跡般成就，並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社會經濟轉型，國家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國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續30多年增長而不衰，尤其在國際金融大危機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佔到世界的9.27%。鄧小平同志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標，2010年已經達到，提前了40年。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實現了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即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由此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了深刻變化。

　　然而，社會經濟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市場化改革也積累了許多問題，使當前中國發展面臨一些難題。

　　其一，大國崛起的煩惱。

　　其二，社會經濟轉型的困惑。三大社會經濟轉型帶來了四大問題：

　　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

　　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後，民生問題突顯出來。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

　　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水資源污染嚴重，全國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衛生問題更是十分嚴重。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

　　四是權力和社會腐敗嚴重。

　　其三，市場競爭的焦慮。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民眾的上升通道。這就産生了市場競爭的焦慮。

　　對目前中國改革面臨的態勢，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總體的判斷：一是經濟保持快速發展；二是政治基本穩定；三是社會矛盾突出。也可以達成五點共識：一是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發展經濟的最佳選擇；二是民主法治國家是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選擇；三是公民社會是社會治理最有活力的社會選擇；四是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先進生産力的主要選擇；五是以人為本、思想自由、多元發展、和諧共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

　　《華夏時報》：當前繼續推進改革主要面臨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選擇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徑？

　　周瑞金：從我國總體態勢判斷和五點共識出發，我認為要走出當前社會經濟轉型的困境，化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必須要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這就進入當前的改革攻堅階段。

　　鋻於中國目前的情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四位一體改革，又要分步驟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現在看來，中國的整體全面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於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04年，用了大約25年左右的時間，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為標誌，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階段。

　　這個階段，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的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划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一百週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階段。“十二五”規劃綱要已經公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事業，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所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説，社會體制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六大民生問題，即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並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産權房，低收入者通過廉租房來解決；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

　　第二，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壯大中産階層。實現非農産值比重佔到85%以上；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國為50%左右，一年增1%，約10年左右達到60%的指標，發達國家達8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這樣，年收入在6萬-18萬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産階層的人數，可提高到佔總人口的40%-60%，目前我國佔20%左右。這就形成了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才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産階層既是推動內需、促進消費的主體，也是現代文化承載的主體，壯大中産階層就可以大大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

　　第三，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不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力。實現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社會問題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管理創新，那就要轉變原來對社會組織從管制為主變為培育和鼓勵為主，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鼓勵他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儘量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仲介分開。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干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中國改革再一次到了緊急時刻

　　《華夏時報》：您認為思想理論界正在或將會重點關注和探討哪些重大問題？

　　周瑞金：從當下的社會思潮來看，出現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難容的不同聲音。各種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讓，時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衝突各派的觀點，其核心問題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會各界都極度不滿的社會不公？如何尋找解決之道的社會“最大公約數”？

　　拋開一些情緒化表達，中國當前所面臨著這樣一些迫切、公眾反應激烈的“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製度；社會事業滯後，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公眾幸福感下降，未能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環境污染加劇，高投入、高污染産業層出不窮，食品、水、空氣被污染，開發和環境保護的尖銳矛盾一觸即發，帶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社會腐敗向縱深發展，腐敗不僅僅發生在經濟領域，更深入到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和輿論腐敗，這三種腐敗直接與體制缺陷相關。

　　這些問題交織重疊，導致了與當年鄧小平南巡時頗為相似的社會背景：曾經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國際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識，不但面臨嚴峻的挑戰，甚至有陷入分崩離析的危險。但與當時不同的是，爭論各方的焦點不再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姓社”、“姓資”之爭，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進程中漸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這類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加之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歐美陷入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資本主義也同樣面臨深刻的挑戰，中國周邊亦危機四伏，時時遭遇不友好的摩擦，遠交近鄰均對經濟高速增長、發展卻充滿不確定性的中國心存疑慮與戒懼……

　　歷史註定了今天的中國改革，已經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遊”了。即便社會管理創新的提出，在現階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時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比如：如何制約公權力的無限膨脹，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壯大；如何通過科學的制度駕馭資本，限制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把行政財政轉化為民生財政，學習借鑒歐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盡可能地在分配中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會潰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雖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卻缺乏科學理性的操作細則，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麼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麼被權貴綁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因此，或者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改革，再一次到了緊急的時刻。當前的中國，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發出類似鄧小平南方談話那樣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輕人職業的安全感、營造人群的溫暖感、國家的歸屬感，錘煉社會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所要求的，“壯大主流輿論，凝聚思想共識”。必須從思想理論上回答以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以形成主流輿論。

　　同時加強黨內民主必不可少。黨內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進。各級黨政領導一定要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警告：“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對照一下自己：你身上存在這四個危險嗎？你要如何克服這四個危險？

　　2012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20週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表明了中央決心整體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系統改革的意向。因此，全國人民熱切盼待有一個新的“南方談話”，表明中央堅定深化改革，決不半途而廢，著力切實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要決不動搖，更不空談，切實努力，建立完善的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而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推進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真正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