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中國全面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起點的話，那麼中國在這一進程中已經順利地前行了近10年，並且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顯示出持久發展的潛力。但是較之西方發達國家，由於自然資源的浪費和耗竭，中國的各種環境生態問題逐漸暴露了出來。可以説，中國快速地進入了消費社會，與此同時，消費文化在中國加速發展，最近一個令世人咋舌的事件就是，中國被一些西方媒體評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這對於國人來説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果真提前進入消費社會了嗎？從最近發佈的統計數據來看，就中國的總人口而言，每月收入夠得上扣稅標準的人只有2400萬，而大部分人則處於“溫飽型”或“前溫飽型”的水平，少數人甚至還處於貧困線以下。既然如此，中國又怎能稱得上世界奢侈品消費品第一大國呢？這就促使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去全方位地思考這個問題。

　　高雅文化被放逐到邊緣地帶

　　最近幾年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中國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精英文化受到嚴峻的挑戰，大體上呈萎縮狀態。一方面，包括高雅文學藝術在內的精英文化領地日益萎縮，另一方面，大眾文化的疆界卻變得越來越寬泛甚至越來越不確定。過去一度被精英知識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曾幾何時已被放逐到了當代生活的邊緣，大眾文化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影響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和取向。

　　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固有的精英文化觀，為大多數人得以欣賞和“消費”文化産品提供了可能。對於這一點，人文學者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否則就會成為大眾文化的“棄兒”和犧牲品。但是，文化既然已經走出了精英人士的象牙塔，那麼它的産品就必然首先符合大眾的口味，成為大眾共有的財富，只有這樣，這些文化産品才具有大眾性，為大眾所喜聞樂見，並供他們欣賞和消費。

　　對於中國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不同的人已經作出了不同的反應。一向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進行近似“妖魔化”報道和描繪的西方主流媒體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通過把中國美化為一個發達的“超級大國”，迫使中國在全球經濟序列中承擔過高的責任。而國內一些曾經妄自菲薄的人也同樣一改以往的做法，過於沾沾自喜地標榜自己的富足和奢侈。在對外交往中，大肆揮霍錢財，在個人消費方面，也不惜追求名牌和時尚，因而給國外媒體造成了一種虛假繁榮和奢侈的印象。

　　最近，曾一度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美國日裔學者福山不無正確地指出，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這不僅體現于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發展和GDP排名靠前，更體現于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的上升。而對於後一點，相當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視而不見。眾所週知，當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之後，西方媒體普遍認為，昔日的“東亞病夫”已經不復存在，一個生機勃勃的東方大國的出現已成為不爭之實。因此對於同樣著手準備奧運會的英國來説，最好的方式是舉辦一個有著自己特色的奧運會，根本無需與中國攀比。同樣，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上海這一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風姿。當然，這只是偌大中國兩個最具競爭力的超級大都市，而一般的中國城市以及廣大鄉村的情況又如何呢？我們切不可忽視另一個事實。按照全球化的法則，它使得20%的人直接受益，而其餘80%的人則必須服務於全球化，當然這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上所提到的2400萬人之於13億人，佔比為18%，而就個別情況而言，少數率先富起來的成功人士則佔有國民經濟總財富的絕大部分。

　　對於物質生活率先提高了的這部分社會群體來説，如何才能滿足他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這部分人中知識精英並不在多數，而其中不少人甚至連正規的高等教育都沒有接受過，因此他們很難去消費高雅的精神文化産品。既然本國的文化産業市場並沒有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便把目光轉向西方社會，這時一些進口的高檔名牌商品，其中少數在西方也鮮有人問津的名貴商品，便高視闊步地進入了中國市場，成為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的消費品。一些頗能刺激人們眼球並很容易為有著中等文化教育水平的人們所欣賞的大眾文化産品也進入了消費市場。

　　毫不奇怪，人們在談論文化時，已經開始越來越關注當代文化的消費特徵及其特定的後現代審美特徵。因為後現代社會的文化無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形式上顯然已經大大地不同於具有強烈精英意識的現代文化。

　　人們越來越關注如何審美地生活

　　無論是對現代主義的推進也好，還是批判甚至消解也好，後現代主義所要超越的對象始終是它的前輩和先驅現代主義。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代主義使得文化只能為少數精英人士所掌握、欣賞甚至消費，而後現代主義則在大大拓展文化的疆界，使得大多數人都能享用並消費文化産品。

　　在後現代社會，消費文化所賴以存在併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益壯大的消費群體：從跨國公司的白領高級職員到大學教授、公務員、律師、醫生以及其他精英知識分子，目前這個群體還在不斷擴大，並且逐步包括了一些“富二代”。因此後現代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密切關係便是客觀存在的，它的大眾文化指向也是十分明顯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切不可視而不見。

　　當然，我們在討論這種關係時，總免不了會想到或引證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寫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篇論文《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中的觀點：考察後現代主義也可以從消費社會的大眾文化入手。大眾文化的特點就是反精英文化，使得長期僅為少數人享用的文化逐步走出精英人士的象牙塔，走向新的日益增大的消費群體。如果説詹姆遜的描述頗為適合30年前美國的情況的話，那麼今天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連一些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海歸”人士也驚嘆，中國大都市的房價和奢侈品價格不可思議。但這確實是我們不可回避的現實。

　　實際上，法國思想家讓鮑德里亞很早就關注消費文化及其對當代生活的影響。他寫于1970年的專著《消費社會》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今天，我們到處被消費和物質豐富的景象所包圍，這是由實物、服務和商品的大量生産所造成的。這在現在便構成了人類生態學的根本變化。嚴格説來，富裕起來的人們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圍，而被物質商品所包圍，因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為過去。他的這番描述至少説明了後現代消費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徵：人已經越來越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費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維持最起碼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為舒服或“審美地”享受生活。

　　拯救後現代的“媚俗”

　　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其媚俗性和消費性，那麼是不是就一定説明大眾文化喪失了所有的審美特徵了呢？恰恰相反。如果説，在現代主義社會，人們的審美觀念主要表現在注重文化産品的生産和實用性的話，那麼在後現代社會，人們的審美觀則更多地體現在文化産品的包裝和消費上。後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審美的多種選擇：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裏花上兩個小時就可以欣賞到一部世界文學名著所提供的審美愉悅；同樣，不少研究精英文化産品如文學的學生也改變了過去沉溺于書齋中閱讀經典著作的做法，代之以觀賞和研究更容易激發審美情趣的電影或電視。此外，相當一部分大眾文化作品是以對經典的戲倣開始的，結果卻使得文學經典得以面向更為廣大的受眾。所有這些都表明，在後現代社會，人們需要“審美地”而非粗俗地實現對這些文化産品的享用和消費。

　　眾所週知，現代主義的文化産品往往通過精雕細琢而具有持久的魅力，而在後現代消費社會，指向大眾的文化産品往往具有短瞬的效應和暫時的價值。既然大眾對文化産品的內在價值缺乏深入細緻的了解，那麼他們必然會追求已經有了廣泛聲譽的名牌産品和流行的時尚，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當代青年學生中。

　　大眾文化往往精蕪並存，一般人很難在短時間內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因此人們對之的消費和享用常常是盲目的。人文知識分子和文化研究者的任務並不是一味地指責消費大眾的這種盲目性和追求時尚性，而是要正確地引導他們去對一些外表華麗內裏空洞無物的“奢侈品”進行辨析，進而從總體上提升他們的欣賞趣味，使他們真正能夠有選擇地並且“審美地”享用這些文化産品。

　　大眾文化産品自身也會發生某種質的變化，生産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現他們的産品競爭力下降了，就會不遺餘力地在産品的質量上下功夫。這樣，大眾文化本身也可以不斷地趨於成熟和完美，其中的粗俗東西也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被淘汰，而少數確有審美品味和保存價值的精品將成為新的品牌。因此，對大眾文化的審美價值的認識，應該持發展的、辯證的看法，而不應將其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