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財經2012年第1期封面

　　韓永文談宏觀調控

　　韓永文，遼寧普蘭店人。1982年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計劃統計係，畢業後分配到國家計委（發改委）工作，歷任國家計委（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局主任科員，長期規劃司副處長，長期規劃和産業政策司處長，價格調控司、經濟政策協調司副司長，紀檢組副組長、監察局局長、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秘書長。1994年考入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農業經濟管理研究生，獲農學博士學位。2009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 本刊記者 林鷹

　　2011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前來北京參加會議的韓永文説，這是近10年來會議日期最晚的一次，從中也可以看出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2012年我國經濟面臨的形勢複雜與嚴峻。

　　韓永文，2009年至今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在此前近27年的時間裏，他一直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2003年前為國家計委）工作，先後擔任長期規劃和産業政策司處長，價格調控司、經濟政策協調司副司長，國民經濟綜合司司長、秘書長等職務。發表各類經濟研究文章140余篇、130多萬字。長期參與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和政策建議的擬定工作。

　　從中央到地方，地方實踐對此前27年致力於研究宏觀決策研究的韓永文來説受益匪淺，也加深了他對中國經濟形勢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理解。他將這些經歷與研究成果匯總起來，集結成書。這次進京，他帶在身邊的，就是新近於2011年11月出版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上下冊）。

　　而在此2個月前，韓永文所著的《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研究》也剛剛出版。12月12日，國研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陳劍所長、環球財經雜誌社彭曉光副社長就上述兩本著作，與前來北京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韓永文進行了長談。

　　12月16日，韓永文副省長在湖南大廈，與彭曉光副社長再度進行了深入的交流，為我們詳細解讀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會議精神。在交流和採訪中，我們注意到，韓永文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始終將關乎民生問題的解讀和討論放在前面，比如呼籲在價格調控中保護農民利益、堅決贊同中央堅持房地産調控不放鬆、小城鎮發展須有産業支撐等。

　　在2011年全球經濟比較困難、不景氣的環境下，中國堅持了自主增長，總體發展形勢很不錯

　　9%的經濟增長率符合中國現狀

　　應該讓市場價格信號發揮更大作用

　　抑制房地産價格過快上漲得民心

　　彭曉光：請您重點解讀一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並分析國外産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宏觀調控的影響。在2011年裏，歐美先後爆發了較大規模的社會問題，我們認為，這與他們的産業空心化問題有密切關聯。比如，美國雖然在大型企業上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但是這無助於解決其本國産業空心化以及社會中低層的就業問題。歐洲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注意到，歐美的很多言論、動向對我國的産業升級、自主創新攻擊、衝擊很大，比如美國新近主導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夥伴關係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就是一例。我想，這也許是中國未來幾年在國際上所面臨的重要難題之一。

　　韓永文：調整經濟結構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需要漸進式地不斷地推進。在2011年全球經濟比較困難、不景氣的環境下，中國堅持按照自己的方式、模式來發展，經濟總體發展得很不錯，堅持了自主增長。但是2008年以來，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投資過熱、債務過多、結構不大合理、擴大消費需求的要求更加突出出來。在這種情形下，中央主動進行調控，促使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落，使其回到中央所期望的區間，結構調整也有了新的進展。

　　彭曉光：對於9%略高一些的經濟增幅，有人解讀為中國經濟奇跡還在持續，有人則悲嘆中國經濟下滑了，您怎麼看？

　　韓永文：和其他國家相比，9%的經濟增長幅度是非常高的。從過去較長時間來看，9%的經濟增長率對中國來説是比較好的，是比較符合中國當前實際的。不過需要重視的是，我國經濟還存在著增長結構和增長質量不合理的問題，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2011年，中央通過宏觀調控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物價上漲，2011年消費價格指數（CPI）最高超過6%。這次價格上漲過快主要體現在食品價格上。中央扶持生豬、糧食和蔬菜的生産，使穩定價格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但還是要注意多發揮市場價格信號的作用。在市場價格較高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對社會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必需提供相應補貼，採取價格抑制的政策可能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傷。需要認真研究如何讓宏觀調控適應市場經濟規律，達到順調的目的——這與大的經濟危機時期不同，經濟危機出現時需要逆調節。

　　第二個問題是銀行體系流動性太大。這同時也是個全球性問題。美國和中國的情況是世界的兩個極端，一個是高度的消費，一個是高度的生産出口，我們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産品支援了最富裕的國家，形成了這樣一個扭曲的和不平衡的世界貿易鏈。我國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2011年中央政府在收緊流動性上頗見成效，貨幣供應量，特別是M2的增幅已經壓下來了，銀行新增貸款的總量也基本控制在年初的預期目標。貨幣供應量和銀行新增貸款規模的增長率與9%的經濟增長速度相匹配。

　　另一個問題是要抑制房地産價格過快上漲，這是得民心的舉措。我們應從中國經濟的發展實際與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來確定調控政策。我們的一線城市，甚至一些二線城市的房地産價格是極為不合理的，既背離了市場價值規律，也背離了市場供求規律。和國際市場比較就更不合理了。這樣高昂的價格需要有一定的收入和需求支撐才行，不然房地産市場就會出現泡沫。很多一線城市的房地産成為了投資品和投機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房地産價格扭曲上漲，導致一大批中低收入群體買不起房，特別是一群新生的中低收入群體、年輕人、大學畢業生，他們的基本需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可能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房地産價格瘋漲已經成為另一重大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所以中央堅持調控是非常正確的。應該予以積極的評價。

　　彭曉光：現在房地産市場的成交量在迅速下降，價格也在下降。

　　韓永文：房地産調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很贊成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的：房地産價格調控不能放鬆。因為這輪價格上漲是從2003年一直漲到現在的，累計價值上漲很大，僅僅一年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我們需要時間。很多房地産商利用銀行貸款而不是自有資金來進行投資。因此房地産市場價格如果降幅過大，也可能出現銀行資金斷裂，加大銀行風險問題。

　　林鷹：2011年10月，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曾表示，最新一輪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即便房地産抵押品下跌四成，我國銀行業仍風險可控。

　　韓永文：相信央行和銀監會在這方面都做過系統分析，目前應該還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解決保障中低收入群體住房需求問題上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政府的決心也非常大，這是解決民生基本需要的重要政策。國外有一些成功經驗，例如德國等。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第二，保障性住房建設減輕了房地産市場價格的上漲壓力，供給增加了，價格自然也就下降了。所以整體來看，2011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很不錯。

　　2012年中國仍會保持一個相對合理的增長速度

　　我們必須在經濟增長質量和結構調整上有所突破，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城市化尤其小城鎮的發展需有産業支撐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需要定向支持

　　彭曉光：對於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的高速發展，國內外有部分聲音存有疑慮。在當前全球經濟環境下，這種質疑的聲音更加強烈了，對此您怎麼看？

　　韓永文：當前世界三大經濟體的經濟全面疲軟，歐洲身陷主權債務問題，美國的經濟整體也欠佳，日本更糟糕??一些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嚴重，經濟不穩。今年我國總體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有主動調控的原因，也有國際市場的影響，還有國內市場的需求變化所致。很多經濟學家擔心2012年的經濟增長，我相信2012年中國依然會保持一個相對合理的增長速度。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兩個積極性，地方要求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依然很高，而且也有很強的創造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2年經濟安排上已經考慮到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合理化和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但是經濟是否能如期運行，還取決於在實施過程中如何增加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

　　彭曉光：就您了解的情況看，保持這樣的增速對地方上的壓力大不大？

　　韓永文：就我了解的情況和感受，地方政府要求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很高。各地有具體的發展戰略，中央也有大的戰略要求，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政策上也將體現在支持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上。從經濟發展的梯次結構轉移來看，中西部地區還處於打基礎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需要加大投入，增強發展潛力。現在國內國外的要素資金都在逐漸加大向中部和西部地區流動。從宏觀上來説中國的經濟就不會有太大問題，沒有經濟增長過度下滑的擔憂。

　　明年在穩定增長的過程中，各地應該根據中央的政策安排，在調整結構上多下功夫。制約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和連續性的是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如何在現實中進行調整，我們面臨著幾個矛盾。從這次金融危機的發展來看，給了世界經濟一個很大的教訓，這就是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人的基本物質需求，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是靠實體經濟來滿足的。所以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必須要堅持實體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所受衝擊比較小，是因為我們的實體經濟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歐洲的德國能迅速從危機中走出來，也是因為其實體經濟非常強大。無論産業結構怎樣調整，傳統産業還是要保持的，在這方面中國之於全球仍具有明顯優勢。但我們的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優勢在減弱，基礎能源和原材料供給中進口的比例越來越高，價格上受制於人。我們必須在增長的質量和結構上，在産品質量和結構上有所突破，不斷優化才能保持發展的比較優勢地位。在未來一定時期內，這應是我們經濟工作的一個核心內容。

　　總書記強調要發展新興戰略性業。我們的新興戰略性産業有不少是和發達國家在同一個起點上的，但是我們在技術創新上的優勢並不明顯。此外，新興戰略性産業何時才能成為支柱性産業，還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比如新能源汽車，現在還沒有比較成型的産品；我們一方面要發展和提升傳統産業，同時也要注重創新，因為世界經濟要向前走必須要靠創新。而技術創新是靠産業創新來實現的。

　　綜上所述，在産業上，我們第一是如何在傳統産業上提高質量，保持優勢；第二點是如何發展新興戰略性産業，實現科技創新；第三是如何解決三次産業結構不合理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還是服務業發展滯後。目前我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點兒，而發達國家多在70%以上，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有60%，相比之下，我們的水平較低。我國的産業優勢在製造業，製造業所佔比重很大，所以應強調圍繞製造業發展服務業，促進生産服務業的發展。

　　從更宏觀一些層面來看，中國還存在經濟增長結構不合理的題。我們的經濟增長一直靠投資需求拉動，消費需求則相應在減弱，這是亟須加強的，也就是中央強調改善民生、擴大消費需求的一個策略。我有一個觀點，如果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合理了，第三産業結構調整合理了，我們的增長速度會降下來。儘管如此，但我們的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的質量將會大大提高，社會財富積累反而會加快。

　　彭曉光：調整經濟增長結構這個過程通常比較長吧？

　　韓永文：日本是在二戰以後，從1946年到上世紀70年代，大約用30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德國儘管有較好的工業基礎，但是在二戰中基本被炸成了廢墟，也差不多是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中國從1949年到現在，已經走過了60年時間。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書記講話和總理講話都提出加快和提升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在於加快城市化，因為城市化是解決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大部分真正成為城市人口以後，社會消費需求會有所提升。會議也明確提出，城市化的發展也應該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避免出現大城市化。同時要注意小城鎮的發展要有産業支撐。

　　彭曉光：沒有産業支撐，強行把人弄到城市裏去，就是“死城”、“睡城”，沒有就業。

　　韓永文：我們在討論發展小城鎮的時候，明確提出要研究産業支撐。産業支撐要形成合理的産業結構以及區域間的産業配套。如果你有的我也有，那會導致産業趨同化。産業政策和就業政策要差異化。所以城市化發展需要加強規劃，形成特色産業和産業互補。

　　彭曉光：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是“穩中求進”，無論是“穩”還是“進”，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深化的背景下，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韓永文：會議的一個重要基調是，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中國的專有名詞，西方通常只分兩類：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從實質上説，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含義是“偏緊”。我認為要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維持經濟穩定，財政政策要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上，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需要穩健，但是預計貨幣總量和銀行新增貸款數量也會比2011年大一些。另外，這次會議還提出在貸款投放上對需要扶持發展的一些領域、産業和小微企業等實行“定向支持”。

　　彭曉光：定向支持與定向寬鬆有什麼區別？

　　韓永文：定向支持不是定向寬鬆，是對一些有發展優勢和能夠形成未來發展熱點、支持社會就業、改善結構的區域、産業、企業實行結構性支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中國特有的説法，國外只有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我們實際上是偏緊的貨幣政策。一般來説，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只能在制度層面，利用産業政策來引導信貸政策，形成“定向支持”。這就將産業政策引入到宏觀政策中來。

　　彭曉光：結構性減稅的針對性體現在哪些部分？

　　韓永文：2011年工資性收入稅收起徵點提高就是其中之一，明年還要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徵點，用一些增值稅替代營業稅；此外還有根據微型企業的收入和規模確定稅收起徵點，免徵一些企業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都是重大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現在房産稅的改革還在試點之中，目前只在上海和重慶施行，加快推進是好事，但也會有阻力。

　　彭曉光：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宏觀調控有哪些不同之處？

　　韓永文：中國的宏觀調控與國外不太一樣。國外進行調控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大手段。中國從2003年以來所經歷的宏觀調控來看，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外，土地政策也很重要，而且在固定資産投資的調控中比較見效，因而，它應該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控的一個重要工具。此外，還有産業政策，這應該是一個過渡性的政策工具。這方面日本曾經運用得很好，我們現在也還在運用。從總體上説，我國的宏觀調控是國家指導性計劃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産業政策、土地政策等結合起來使用。另外還有社會發展政策。強調民本民生，也是一種宏觀調控，尤其現在中央提出了加強社會管理。此外還有價格政策，我不認為它是宏觀政策手段，但它是執行宏觀政策的一個方面，裏面有宏觀要素，比如控制通脹，它是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內容，但要靠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實現。

　　彭曉光：我認為控制通脹不能簡單地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有些價格管制措施。在現代經濟中有一種市場博弈行為，可以製造一種扭曲的價格。

　　韓永文：我在《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這本書中對價格管制有專門論述。先是經濟生活中有一種情況，外部資本輸入、進來後所形成的市場壟斷，導致了價格扭曲。這時單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不行的。貨幣政策是管總量的，財政政策管總量、也管結構。我們和西方不太一樣。現階段的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只能管理總量，大體上是一刀切的，調存款準備金、利率基本上是“一刀切”的措施；削減財政赤字，也是總量政策，但財政支出是可以定向的，比如轉移支付，哪些支持那些不支持等，可以實行定向控制和“定向支持”。因此，財政政策帶有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相結合的屬性。

　　彭曉光：但是在宏觀調控上總是容易走入“多了多了，少了少；少了少了，多了多”的循環中。

　　韓永文：所以，我們在宏觀調控中尤其需要掌握適度靈活的原則。比如這一輪通脹主要還是因為食品價格引起的，所以從價格上講，主要還是應該調節農産品價格和食品價格。當然這一輪通脹也有貨幣因素，即貨幣發行量積累過多，票子毛了。因此中央的調控措施也是正確的，再輔以有效的價格管制手段，就會更有針對性，更有成效。

　　現在還有一種宏觀調控，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有相當距離，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安全、經濟安全問題。當前各國的經濟與政治互相滲透，要保證各國自身的經濟安全，就需要實時進行調控。

　　彭曉光：現實中還有一種情況是，貨幣緊縮也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比如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貨幣緊縮後生産被突然終止，供應沒有了，結果是越緊縮越通脹。

　　韓永文：在中國有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之分。貨幣政策是總量的，金融政策則是貨幣政策的補充部分，也是一個重要的工具。在工具的使用上，可以有一些定向調整，比如利率，對農業，貸款利率可以低一些；對大銀行，利率控制要嚴，對小銀行就可以適度放開一些。這些政策我們現在也在執行，只是執行過程中還有許多亟待改善的地方。中國這麼大，行業、地域差別都很大，需要有差別對待，儘量不搞一刀切。

　　地方財政的壓力很大，同時中西部省份財政收入

　　增長速度很快，但個人收入仍然偏低

　　中部崛起一方面要靠政策引導，更重要的還是要靠市場，要看産業結構轉移

　　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以後也開始搞製造業，全球生産力過剩將進一步加劇，未來我們會面臨巨大的競爭和貿易戰。

　　企業盈利總體很好，經濟增速也不錯，財政收入大幅增加，但資本市場卻是這個樣子，這是不正常的

　　彭曉光：我們都知道地方上，尤其是城市的土地收入還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現在一方面加大供應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房價下跌，開發商不敢貿然買地，如果再加上從緊的貨幣政策，清理地方融資平臺，那麼地方的財政收入會不會受到影響？

　　韓永文：會，尤其是不發達地區。地方財政收入主要是三大塊，一塊是稅收，一塊是收費，還有就是土地出讓收入。水利建設和保障房建設已經將土地出讓收入花費得差不多了。地方上已經開始逐漸轉變了方向，財政收入不太過多地依靠土地。這兩年，中西部省份的財政增長速度很快。以湖南為例，2010年是1870億元，2011年可能要超過2300億元，這還是在土地出讓金收益有所減少的情況下實現的；而且在價格上漲、成本增加的前提下，企業的利潤和效益都還不錯。這一方面是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錘煉，我們具備了比較堅實的微觀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企業的産品在市場上總體還是有銷路的，企業的素質有提高。不過，地方的財政收入還是很緊的。

　　彭曉光：宏觀上我們有東部沿海戰略，也有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提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不明顯，有人自嘲“中部不是東西”，您怎麼看？

　　韓永文：我認為政策支持和引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要靠市場，要看産業體系轉移。2009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呼籲要重視産業結構梯次轉移的問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西部地區對穩定我國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東部沿海靠出口和加工貿易較多，受制于全球經濟需求，而中西部主要靠內部需求。所以2008年、2009年穩定中國經濟經濟增長中，中部和西部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同時由於比較效益，出口加工産業開始由沿海向內地轉移，這種産業轉移是個世界現象。近年來，因為金融危機衝擊，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開始重視因産業過度向海外轉移所形成的本土産業空心化的問題，開始討論沒有實體經濟不行，也在重新推進製造業發展。這樣一來會加劇全球生産力過剩的矛盾。

　　林鷹：剛才您談到2011年湖南的企業增長相當不錯，請問一下增長點主要在哪？

　　韓永文：一方面是國內市場的需求增長，另一方面，我們的企業經過多年的市場錘煉，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時有一定的技術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也促進了企業的發展，總體看企業上市的形勢很好，2010年湖南上市企業是16家，2011年也超過十幾家。企業上市拿到錢搞生産搞建設，這個資金的成本是很低的，不用還本，不用付息。而且在中國現階段不成熟的股市中，還不用分紅。上市公司不分紅，即便是分紅也是在分紅的制度設計上不利於投資人，因而形成投資人不願意進行長期投資。這是很不成熟的股市文化。企業盈利總體很好，經濟增速也不錯，財政收入大幅增加，但資本市場卻是這個樣子，這是不正常的。

　　彭曉光：這裡還存在一個中美股市的反映指標問題。我曾研究過，為什麼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較好的增長態勢，而美國則是趨弱的，但我們的股市表現卻比美國差很多，為什麼傳統上所説的“股市是經濟的晴雨錶”這點不起作用了。除了很多原因外，我認為有一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的股票指數尤其是公認的道瓊斯指數，其中是有點兒“貓膩”的。道瓊斯指數分為：1， 以30家著名的工業公司股票為編制對象的道瓊斯工業股價平均指數； 2，以20家著名的交通運輸業公司股票為編制對象的道瓊斯運輸業股價平均指數；3，以15家著名的公用事業公司股票為編制對象的道瓊斯公用事業股價平均指數；4，以上述三種股價平均指數所涉及的65家公司股票為編制對象的道瓊斯股價綜合平均指數。 在4種道瓊斯股價指數中，以道瓊斯工業股價平均指數最為著名，最早的指數樣本中包括11種股票，1928年10月1日起其樣本股增加到30種並保持至今。期間作為樣本股的公司已經經歷過多次調整，大約每兩年就要有一個新公司的股票代替老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説，某一家公司的實力下滑了，表現不好了，就會被調整出指數樣本，這樣一來，其指數自然能夠保持一個相對較優的態勢。道瓊斯指數屬於成分股指數，包括的公司僅佔美國近3000家上市公司的極少部分，以它的代表性也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和批評。 而中國的上證綜指、深證綜指都是綜合指數，能夠更為全面地反映股市的真實情況。另外也有人批評，道瓊指數是價格加權平均數，這使得高價股比低價股在平均指數中更有影響力，容易産生誤導的結果。

　　林鷹：從道瓊斯指數包含眾多缺陷卻依然被人們視為美國股市的風向標中，也可以看到“定價權”的重要性。道瓊斯指數誕生於1884年，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股票指數。這麼多年下來，人們已經約定俗成、習以為常地接受它，哪怕它有種種不合理性。

　　彭曉光：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IPO的數量比較多，整體來説對股市也存在一個“抽血”效應。

　　林鷹：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上任後，指出要研究加大鼓勵各類長期資金投資股票市場的政策措施。但是，長期投資者的培育必須以股指長期增長為前提，如果總是“辛辛苦苦十來年，一朝回到十年前”，長期投資者是很難出現的。

　　韓永文：我和郭樹清有些觀點是接近的，當然我自己基本沒有去研究過股市，也從來不炒股，只是憑直覺來談。我認為中國股市存在一些不成熟之處。第一是國外很少有人天天盯著股市去炒股，一般是委託機構去做，散戶比較少。有眾多散戶支撐的股票市場是不正常的。我們的公務人員、上班族，有多少人是不炒股的？很多人在上班時間炒股。國外則很少出現這種情況，上班時一心幾用，肯定被炒魷魚。這是需要進行規範的。第二是不規範經營操作，從散戶到機構，都存在著強烈的投機心理和行為。中國的股票、期貨、包括房地産市場，都存在過度投機現象，這需要依靠制度規範，來加以扭轉。第三，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制度建設是滯後的。國外資本市場發展了100多年，中國在20年代時上海也有過交易所，應該説有一定的制度框架可以借鑒，但我們的制度還相當不健全。不斷地出現問題，不斷地調整糾正矯正，但造成的結果就是政策的公信力問題，投資者反倒認為是政府或者監管機構政策多變。所以制度建設非常重要。

　　地方重點在於落實，落實要有創造性。中央提出一個政策框架，需要地方政府創造性地去開展工作，回頭給政策框架或制度提供一些經驗和借鑒，以利於中央形成新的制度修正和安排

　　中國的土地是有限的，不能無限制地蓋下去。農民工不斷進城，政府不能陷入到無限的蓋房上面，蓋到最后土地都沒了

　　彭曉光：就您的工作履歷而言，在中央工作了27年，然後到地方，這個轉化比較大，所肩負的壓力和責任也不一樣。

　　韓永文：變化確實很大。在發改委工作時我主要是負責擬定政策建議，而不是一個決策者。主要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中央決策拍板去做。到地方上後，作為某一方面的執行決策的決策者，有時就要拍板的，在政策評估上就要反復衡量。但在發改委工作，尤其是任綜合司司長做政策研究、經濟形勢分析、提出政策建議時，真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受。我們必須要有責任心，對國家負責，對黨中央負責，對人民負責。如果把形勢分析錯了，把問題判斷錯了，那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就可能出錯。到了地方上，主要的壓力在於落實執行。中央給你的目標任務，省委、省政府給你的目標任務，應該怎樣去完成，怎樣完成好，在落實執行中，怎樣才能更好地貫徹中央的意圖、省委、省政府的意圖，是我們在工作中經常要考慮的問題。

　　林鷹：在落實中央、省委省政府的目標任務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韓永文：要有創造性。中央提出一個政策框架，需要你創造性地去開展工作，完了能不能回頭給政策框架或制度提供一些經驗和借鑒，以利於中央形成新的制度修正和安排。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設問題，中央提出來了，但是地方上資金不足，應該怎麼去完成？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中央制定的任務就必須得完成。為此我們研究專門成立了一家融資平臺公司。成立融資平臺就是為了解決地方配套資金。廉租房建設中央每平米補貼400元，省財政補貼100元。但成本大約為1200元/平米，每平米拿到的補貼是500元，加上土地出讓金、公積金等，土地出讓金新規定按土地出讓金收益（不是凈收益）的10%，缺口大概還有近一半的資金缺口，怎麼辦？靠融資平臺去融資。建立保障性租房建設融資平臺是中央政策允許的。

　　保障性住房建設性融資平臺相對資金是有保證的。它的資本金很高——中央補貼，省裏補貼，加上公積金、土地出讓金收益等，還有其他一些收益，這些都可以打入資本金裏。第二是中央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設要大面積搞5年， 5年以後，保障房建設基本達到了中央認定的一個合理水平後，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可能就不是這個融資平臺的主要任務了，那時這家融資平臺做什麼？我的建議是：回過頭來支持小城鎮建設。

　　（本刊實習記者鄒玄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