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議慢慢消停，但對於中國未來往何處去的憂慮絲毫不減。承包制、放開價格管制、加入WTO、國企改革等一系列推動中國增長的方式都集中在傳統經濟領域，而決策者一度並沒有將更加廣泛的社會轉型當成改革的動力來考慮。這種情形正在改變。

　　由於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以有意無意促成了經濟學成為佔主導地位的思潮。而促進經濟增長這一目標本身在傳統經濟學的考慮裏，要麼是“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的組合，要麼是“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的組合，所以經濟增長政策大部分集中在容易改的領域。對勞動力尤其是大規模流動的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增值和消費增長方面的經濟政策，由於困難較大，相對而言欠缺一些。

　　城市化涉及的問題顯然要複雜很多，比如吸納人口、保障就業以及擴大內需，意圖就是應對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內需不振的問題。關於城市化的首要爭議是發展大城市，還是發展小城鎮，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如果從勞動力和消費角度觀察這三種建議的實施效果，發展大城市不僅在吸收勞動力就業方面具有優勢，且即使在有戶籍的就業者和無戶籍的就業者之間有消費落差，其整體帶動的消費依舊遠高於新農村和小城鎮建設，並且農村和小城鎮的部分消費與城市無戶籍就業者的收入轉移也有很大關係。

　　質疑發展大城市的人往往沒有意識到，大城市的發展是一個市場過程，並非完全依靠政府推動。中國地域廣大，多個聚集中心的出現是長期結果。“北上廣”的出現當然不能撇除政府的作用，但城市發展的大勢還是因為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實現了“受限制”的流動。

　　所以，爭論發展大城市還是建設小城鎮或新農村，主要是未能理解“要素朝邊際收益更高的地方流動”這一基本經濟規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反倒是小城鎮和新農村的提議有可能強化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干預，把勞動力留在農村或小城鎮，不僅限制了勞動力本已受限的流動，也無法真正拉動內需。

　　城市化的下一步，應朝進一步鼓勵要素自由流動的方向走。而改革的當務之急是放開戶籍制度，除擴大部分省市已經在試點本區域內的城鄉互通，也應推動試點不同省市之間的互通。將戶籍與福利脫鉤，而只作為身份登記管理。

　　城市化當然不簡單，但其基本原則就是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從而不僅能提高經濟效率，增加創新機會，更重要的是擴展選擇的自由，帶來新的可能。

　　作者李華芳為本刊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