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説，我認為2012年是結構調整之年。如果經濟增長率在8%-8.5%之間，那麼這樣一個增長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別是在結構不平衡的條件下，我們應該重點放在結構調整，推進改革，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王小魯如是説。

　　他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無法長期持續。首先，鉅額的外貿順差無法長期維持，特別是歐美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更是難以維繫。其次，過去的高投資導致生産能力過快擴張與較慢的消費增長不協調，從而導致産能過剩和無效投資。所以繼續擴張投資，只能在短期內拉動內需，但是在長期會進一步導致內需不足。最後，過高的投資帶來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問題，環境遭到破壞，而且使得增長受到了國際資源類産品供應的嚴重制約。

　　王小魯的説法並非沒有證據。有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間，中國最終消費率從GDP的62%降至47%，居民消費從46%降至34%，而儲蓄從38%上升到53%，資本形成率從35%上升到49%，GDP已有一半用於投資。事實上，有研究表明，過低的消費力實際上不利於經濟增長，比較有利的消費率應該是60%-70%之間。另一方面，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在本世紀初的時候2.4%，這中間一度上升到8.8%，金融危機以後有所回落。

　　王小魯認為，形成這種失衡的收入結構的原因在於政府及資源性、壟斷性行業收入過高，此外，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有數據顯示，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稅制改革之後，政府收入比重持續上升，直至目前，政府收入至少已經佔到了GDP的1/3。而在財富中文網評選的2011年中國企業500強中，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動、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人壽保險、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中字號”國企穩居前列。

　　“最關鍵的是我們目前面臨中等國家收入陷阱。”王小魯説，以上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消費和儲蓄結構失衡。我們目前面臨的結構失衡，大大增加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按照世界銀行的計算，中國的基尼系數（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前幾年就已經達到了0.47。“目前中國從基尼系數來看，已經超過了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而和一些拉美國家接近了”。據介紹，伴隨拉美國家收入差距擴大而來的是長期增長停滯，年均只有0.7%。

　　因此，王小魯認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調整結構，轉換發展方式。“假設我們最終的消費率可以從47%提升到65%，而且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長，同時資本形成率也降低到35%左右。根據增長核算分析，我們仍然可以保持9%-10%的經濟增長率。”

　　除了調整上述結構比例外，他還認為，可以通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通過改善教育來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在這樣的情況下，長期可持續的增長是可以實現的”。